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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阿里研究院的數據，全國范圍內農產品銷售排名前二十名的城市中，西部只有三個城市上榜，昆明排名北上廣杭之后列第5位，成都排名第12位，烏魯木齊則是第18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了西部農村電商發展的滯后。
　　　距離今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不足半月，市場普遍預期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將進一步明確農村電商未來的發展路徑。
　　2013年-2015年，農村電商均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并提出“加強農產品電子商務平臺建設”、“支持電商、物流、商貿、金融等企業參與涉農電子商務平臺建設”等政策建議，同時，農村電商也被認為是扶貧的重要手段，如11月9日國務院即發文指出，農村電子商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準扶貧的重要載體。
　　從地方對“十三五”規劃的定調來看，包括四川、云南、新疆等多個西部省份均表示將把發展農村電商寫進未來五年規劃。
　　因此市場預計發展農村電商有望連續四年寫入文件，而且對其扶持的力度和過去相比或有較大突破。
　　但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實地調查中，農村電商要在扶貧任務最重的西部地區發揮作用仍有諸多瓶頸亟待突破，物流、農業生產等多個環節將成為西部地區發展農村電商的阻礙。
　　“西部農村電商像一塊大蛋糕，但至今尚未找到最合適的切法。”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說。
　　并非一臺電腦就能完成的轉型
　　王璨原以為只要擁有一臺可以接入互聯網電腦，便可輕易完成由傳統的線下水果批發商到農村電商的轉型。這是因為他所在的成都市蒲江縣擁有8.5萬畝的獼猴桃種植規模，即使在線下銷售也常常供不應求。
　　但在經過三年的網上經營后，王璨發現從農產品最初的生產環節一直到最末端的配送環節，互聯網渠道下所要求的“標準化”模式，倒逼著傳統農業進行推倒一切的改革。
　　“就生產環節而言，很多農戶在小成本經營的理念下，對于農產品的安全性管理并不高，導致農藥殘留、激素殘留等不安全因素大量存在，而‘三品一標’產品數量及其比例較低。”王璨說，“如果是傳統的線下水果批發，這些問題并不被重視，但在互聯網銷售的模式下，缺乏安全標準的農產品往往無法獲得平臺商的認可”。
　　進一步講，目前天貓、淘寶要求食品經營方提供《食品流通許可證》《食品生產許可證》《食品衛生許可證》，而京東則要求銷售商提供食品流通許可證、商標注冊證、所申請品牌的質檢報告、全國工業生產許可證及所申請品牌的授權等。
　　以獼猴桃為例，在京東銷售需要提供每一批次的農藥殘留標準檢驗報告，“每一批次的意思是，每一個對我供貨的農戶，無論其種植面積大小，都需要獲得這個檢驗報告”，王璨說，“但在傳統線下銷售的思維模式下，農戶都無自主送檢的概念”。
　　蒲江縣的另一個農村電商李林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傳統銷售渠道區分農產品價格的幾個關鍵指標：形狀、大小、口感等主要靠經驗判斷，而在互聯網銷售渠道，“標準化”篩選和分級制度卻相對缺乏，導致農產品以次充好銷售的情況時有發生。
　　而在距離王璨3000公里外的新疆庫爾勒市尉犁縣，農村電商黃昌輝則用“劣幣驅逐良幣”來形容上述問題。
　　“我們花了很多心思來建立農產品的標準化體系，強調的是銷售綠色和優質的新疆水果，但很多消費者仍把低價作為購物的首選因素，當消費者在買到低劣產品時會說是新疆的產品質量不好，而不會說這是新疆某某廠家的商品不好”，黃昌輝稱，“最終受影響的是整個新疆的水果形象。”
　　電商平臺上的銷售“叫好不賺錢”？
　　而如果說“標準化”影響著農產品的品質，而物流環節的問題則是制約著農村電商盈利與否的關鍵。
　　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多個蒲江縣獼猴桃電商稱，網上促銷裝的5斤獼猴桃為例，其價格約40元，其中獼猴桃的生產成本為6元一斤，包裝成本為兩元，在不考慮人工費用和電商平臺分成的情況下，物流和利潤總空間為8元——而這個價格基本將被物流費用完全消耗。
　　“同時還需要向消費者承諾物流過程中出現損壞包退換”，王璨，“但同時又無法向物流公司追責，最終的損失都是自己承擔，因此盡管我們在電商平臺銷售火爆，但大部分都不賺錢，真正的盈利點依然來自線下的批發”。
　　而另一家擁有大型冷凍倉庫的蒲江獼猴桃銷售商稱，其銷售策略是，網銷獼猴桃小果走量，而大果則用于線下售賣賺取利潤。
　　對于遠在南疆的黃昌輝而言，物流環節的問題更令他擔憂。“比如現在很多新疆的水果都做不到自然熟后采摘，可能七、八成熟就摘下來，因為自然熟最大的瓶頸是物流，等到果子成熟時候再通過物流運輸，在途中壞掉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黃昌輝說，“不僅是時間上無法把控，從新疆寄給內地稍微大一點的包裹，多少有破損，給客戶造成了很大的體驗感失落，有時候物流的費用甚至高于郵寄商品本身的價值”。
　　成都市農委市場處副處長余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國內農產品在物流輸運環節產生的損耗，是國外的一倍以上，這是因為現代物流體系最初服務于工業產品，但對于農產品而言卻并不適用。
　　“物流配送幾乎成為阻礙農村電商發展的最大瓶頸”，余荇說，“農產品的對時間和溫度的要求很高，但冷鏈物流或者空運物流的價格昂貴，農產品的銷售利潤往往不及物流費用”。
　　發展相對滯后的西部農村電商
　　根據阿里研究院的數據，全國范圍內農產品銷售排名前二十名的城市中，西部只有三個城市上榜，昆明排名北上廣杭之后列第5位，成都排名第12位，烏魯木齊則是第18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部農村電商發展的滯后。
　　以成都為例，成都市商務委農村市場處處長張熙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該市農村電商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是服務體系不健全。包括農村電商物流體系、綜合服務體系建設嚴重滯后，物流費用高。第二是“千網一面”，農產品電商平臺尚需提升。目前，成都各類農產品電商企業趨同投資、重復建設非常普遍，同質化非常嚴重，導致競爭無序，虧損經營，建站與關站并存的現象。第三是農產品品牌化、標準化建設滯后。目前成都農產品的生產者大部分是單個農戶，他們之中接受過系統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不足10%，許多農產品的安全性不高，農藥殘留、激素殘留等不安全因素還大量存在。
　　而郭曉鳴認為，上述問題幾乎成為西部農村電商發展道路上的共性。
　　他建議，首先在未來應該更多地對農業生產領域的轉型升級給予支持，使之與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有所對接，如關注產業基地的發展，保障供給農產品的質量和標準化。第二是要解決現在的物流體系的兩個缺失環節，第一是村級節點上，要給予政策激勵，第二是進入社區的環節要給予激勵，整個產業鏈才能給打通，不能只是給電子平臺激勵。第三，支持發展農產品的物流體系，要對農產品的物流體系給予激勵，包括儲藏和冷鏈給予支持。
　　“同時當務之急是要有整個多層次的建立農產品的數據系統，要提供信息完善的信息服務，實現電商有序的發展。”郭曉鳴說。
　　不過對于新疆而言，除面對上述問題外，個性因素更加突出。
　　如與成都相比較，新疆電商的數量和發展水平更處于起步階段，一系列規則更加有待制定。一個可以比較的數據是，2014年在阿里巴巴零售平臺上，從新疆發出的包裹大約為900萬件，而發往新疆的包裹卻超過6000萬件。顯示了新疆網銷和網購的巨大差距。
　　黃昌輝說，盡管在南疆發展電商可以解決一部分人口的就業問題，但首要的問題出在人才，“在縣一級，很少看到年輕人，本地年輕人讀書畢業后都不會回來工作，而內地人更不愿意來南疆”。
　　語言體系亦是一個瓶頸。“電子商務主要以漢語交流，維語年輕人中使用雙語的還很多，但如何教會目前農村勞務主力的中年人使用漢語還是一個難點，因此我們也做了雙語培訓，并用維語幫助他們建立網站”，黃昌輝說。
　　此外在南疆不少的縣級層面，盡管有非常多的涉農企業，但普遍存在“小規模，無品牌，無標準，無QS認證”的問題，無法滿足互聯網銷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