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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五個月，天津港口爆炸事件的調查報告正式公布。面對這一慘劇，我們的心情是無比沉重的。作出正確的反思和總結，是面對和克服災難的關鍵所在。記者采訪了原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公關主任龔巍先生。作為全球集裝箱吞吐量和貨運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上海港已連續多年雄踞龍頭地位。龔先生的父親曾長期從事港口工作，他從小耳濡目染，對相關情況十分熟悉。而他本人則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港口建設、發展的關鍵時期的見證者，由他這樣一位內部人士來追憶當年的往事，會給今天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發和思索，也會有利于我們深入、準確地認識天津港口爆炸事件。
　　從集裝箱運輸談起
　　集裝箱運輸方式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上對德國作戰，因為蘇聯很多工廠撤到了烏拉爾，有的甚至遠到西伯利亞，政府便采用了類似于早期鐵路集裝箱運輸的方式來輸送各類物資。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也采用了早期集裝箱海運的方式，集中運送各類后勤物資，最早是補給品，后來是醫療用品、器械、配件，直至軍火。源于使用標準化的箱子來裝卸物資，因此集裝箱的英文名稱為container，意即容器，集裝箱船舶叫Container Vessel，Vessel也有容器的意思。這就是鐵路和海路集裝箱運輸的雛形。實踐證明，這種運輸方式既便捷又相對安全。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隨著西方經濟的不景氣，越來越多的承運人發現，集裝箱這種標準化的產品，既可以統一運輸標準，也能夠降低成本，正所謂“越大越經濟”，更重要的是，在集裝箱運輸的過程中，承運人、港口、鐵路、機場樞紐，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物資中轉和輸送，由此引發了“現代物流”的概念。
　　1964年東京奧運會之后，日本經濟開始騰飛，作為西方集團的成員國，日本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商機，把“物流”（logistics）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當時位于名古屋的豐田汽車公司，為了追求零庫存，與港口方聯手，將港區、堆場按集裝箱運輸標準化的模式予以建設，極大地降低了生產、裝卸和運輸成本，并從六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形成了阪神區的神戶港、京濱區的橫濱港等集裝箱碼頭，成為推動集裝箱運輸業發展的第一梯隊。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和上海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運輸模式的新變化，開始積極地拓展集裝箱運輸業。上海港的發展早期受西歐港口的影響較大，上海港跟德國漢堡港、荷蘭的鹿特丹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等保持了長期的運輸合作，七十年代的中波遠洋、八十年代的中國遠洋、上海遠洋等海運企業成為聯結中國和世界的紐帶，上海港也成為中國看世界、世界了解中國的主要窗口。香港自七十年代初開始啟動集裝箱裝卸運輸，兩年之后的1972年，上海也開始進入這一領域。
　　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
　　上海人一直都以兼容并蓄的精神關注著世界的變化，哪怕“文革”時期，也沒有簡單地“打倒一切”。正因為當時上海港的領導排除種種非議，力主學習國際先進的裝卸運輸知識，才有了上海港對集裝箱裝卸運輸技術的學習和嘗試。
　　1978年，作為中國集裝箱運輸的先行者，上海港開出了第一條專用航線。八十年代，上海港一直在為集裝箱裝卸運輸大發展默默積蓄力量，為后來九十年代初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奠定了基礎，上海的現代化機場、港口成為引領基礎建設的先驅。
　　管理體制方面，上海港原屬交通部管理，但上海的領導為了打造對外貿易的窗口，積極支持上海港與當時的中國遠洋、上海遠洋及后續成立的中外運這批走在前列的外貿運輸窗口型企業保持密切協同，有意識地培訓港航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培訓方式也開始與國際接軌。
　　上海看得很清楚，當時的日本港口是亞洲集裝箱運輸業的母港，日本仍是經濟發動機，而香港正在追求世界第一，新加坡港、釜山港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高雄港緊隨其后。日本1986年后因經濟泡沫破碎導致經濟蕭條，造成了集裝箱運輸能力下降，吞吐量排名讓位給了東亞地區包括大中華地區的其他港口，但是日本的先進管理理念和優勢仍在。香港于第一時間吸收了這些優勢資源，結合華人社會特有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呈現了勃勃的生機。這也給了上海港迎頭趕上的機會，上海的港口建設，采用的是中西結合、洋為中用的模式。
　　這種設想得到了上海市和交通部領導的大力支持。八十年代，上海的集裝箱港口主要集中在張華浜、軍工路、寶山港區，采用的是岸邊裝卸橋（Container Quay Crane)和場地輪胎吊的裝卸運輸模式，主要設備是從德國和日本引進的，并派出管理和技術人員接受培訓，帶回先進的管理技術。在引進設備和技術的同時，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國外各種先進的裝卸運輸模式，為上海港選擇今后哪個發展方向做了科學的鋪墊，當時上海港堅持引進的做法與前些年的鐵道部很像：從海外引進高鐵技術，先引進、后研發，這樣一來，中國才能成為世界第一。上海港的發展也正是這個路徑。
　　到了九十年代，上海港迎頭趕上，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快速上升，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港，與位列第二、第三的香港、新加坡港拉大了距離，這是后話。為了優化對港口的管理，上海很早就提出了保稅區的經營管理理念，作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模式。盡管當時的上海不可能直接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但通過中央的支持、協調和交通部的逐步放權，上海港擁有了很多政策優勢和靈活的經營指揮權，這與今后的港口安全生產體系和保障機制息息相關。上海堅決執行中央的指令，取得中央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在集裝箱運輸安全生產和管理方面，上海更是認真吸收國外先進經驗，盡可能規避風險和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