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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發展也進入關鍵時期，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在對待和運用宏觀調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維，創新了很多思路和觀點。

堅持“市場決定”取向

在我國，由于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存在市場規則不統一、秩序不規范等問題，再加上社會主義體制和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特點，使得整個社會對政府干預市場（即宏觀調控）具有很強的依賴性，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管得過死，宏觀調控的程度及范圍相當廣泛，嚴重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宏觀調控作為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經濟新常態下更要樹立市場決定思維，把“市場決定論”作為基本出發點，改變把行政管理與宏觀調控混合一起的弊端，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手段調控經濟。凡是市場能做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主要是制定規則、維護市場公平，要改變“錯位”，退出“越位”，補上“缺位”，既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又更“好”而不是更“多”發揮政府作用。

提出“區間與定向調控”概念

在前幾輪宏觀調控目標選擇上，我國一直選擇一個明確的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調控目標，這在以往的發展階段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基于新的發展理念，中央于2013年提出“區間調控”的新思路，而區間調控就是守住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脹的“上限”，決不突破民生就業與金融風險的底線。

底線思維也是宏觀調控主體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思想。它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底線。即“社會政策要托底”，要保證低收入群體擁有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數群眾生活穩定，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為經濟平穩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二是經濟增長底線。為確保到2020年，GDP、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未來幾年GDP年均增長速度至少要達到6．5%以上。三是金融風險底線。要防止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更不能爆發金融危機。

宏觀調控從“點調控”轉變為“合理區間調控”，可以使得調控較為從容，不會因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波動而頻繁“出擊”。此外，為解決長期以來形成的區域、城鄉、產業之間結構失衡問題，2014年，我國政府在“區間調控”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定向調控”，與以往相比，在定向調控力度上，不搞強刺激，而是實施“噴灌”、“滴灌”，注重補短板、強基礎、增后勁。

在定向調控對象上，改變以往調控對象偏窄、手段單一的缺點，將調控對象與實體經濟的轉型和發展密切掛鉤，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綠色發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等均成為定向支持的目標領域。手段也更加豐富，包括實體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現了為定向調控“加力增效”的跡象。這些變化反映出定向調控的內涵大大豐富了，不再是狹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么”，而更像是為了今后少做或不做什么而采取的糾偏措施。

更加重視預期管理和引導

目前，很多發達國家將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作為調控經濟、提升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我國政府因時應勢，依據自身情況理性選擇，推出自己的“預期管理”措施。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領域的做法，我國的“預期管理”覆蓋領域更加寬泛，強調“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現代方法逐步增加。尤其是在經濟新常態下，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還不穩，市場主體對經濟復蘇的信號還略顯謹慎，如何進一步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引導市場行為向政策方向發展已經成為穩定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

為此，我國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兩種方法來進行預期管理：一是把穩定預期放在突出位置上，不斷明確表明對經濟穩定增長，“不讓增長滑出下限”的態度、信心、判斷和立場，以提振整個市場的信心。二是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要求完善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增加對社會密切關注的宏觀經濟等重要信息發布頻次。三是及時公布權威性、重點性、及時性、無償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的政府信息或政策，并在第一時間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科學解讀，以促使政府政策規則、政策制定、政策目標和政策導向等保持穩定性、透明性、可預知性和可學習性。

樹立“國際化、全球化”視野

正是基于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實際，我國政府新一輪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國范圍，明顯帶有“國際化、全球化”視野，對全球經濟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外溢”效應。

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一是大力促進商品出口，鼓勵優勢產業和資本輸出。二是不再拘泥于現有發達國家設立的國際經濟活動平臺，而是按照我國的需要開始作為主要發起人發起和設立國際經濟機構，并在各種國際場合提出自己的議題，積極參與并主導一些國際經濟規則的設置。三是積極推進經濟自由化，國內建立上海、福建、天津自由貿易區；在國際上，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積極發展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打造經濟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倡導建立亞太自貿區。同時簽訂中澳、中韓等雙邊自貿協議，促進經濟交往中的多贏、雙贏局面，強化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

更加注重供給管理

從近年來我國宏觀調控實踐看，由于長期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在促進經濟增長問題上，我國對調節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需求管理較為偏重。在此偏好的引領下，盡管我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也使“兩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產業長期主導經濟發展，不僅使大規模資源耗損不斷增長、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也導致了產能過剩、投資回報遞減、發展失衡、分配扭曲以及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緩慢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正是基于需求管理自身的缺陷，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種種動作寓意著今后我國宏觀調控思路將做出新的調整：從過去突出強調需求側轉變到更加重視供給側，宏觀調控的長期視野將集中體現在供給管理上，即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創新，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通過結構調整、制度變革與完善，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不僅僅局限于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