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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顧穎，近期對共享經濟平臺的用工形態進行了調研。她發現，有些快遞平臺使用的“兼職快遞員”，這些人在工作中遇到受傷等情況，維權不易。

快遞員小李在某平臺快遞公司旗下的快遞站工作。他的“直接”老板是快遞站的負責人老王，每月從自己的銀行卡里給小李打工資，沒有固定月薪，所有收入全部按件計費，如果快遞派送途中出現遺失，要從小李工資里扣除。

工作半年后，小李因派送快件過程中受傷，產生了“要求公司按勞動法規定補償”的想法，訴至法院。

一審中，小李被認定與快遞平臺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二審中，二審法院做出了不予認定勞動關系的判決。

顧穎介紹，二審主要從“人身從屬性”的角度對勞動關系進行判斷。法庭認為，雖然小李每天早上到快遞站報到、送貨，但快遞公司實際上并不關心小李的工作過程，而只是關注他一天工作的結果；雖然小李每天都要在快遞站“打卡”，但這種“打卡”并不是起到了考勤的作用，而是用來計算他一天的工作量；快遞公司并沒有“使用”小李這個勞動力，它只關心勞動結果，而非勞動力的使用權；快遞公司按件付費，多勞多得，這種做法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工資，也不受最低工資標準的限制；按規定，勞動關系用工風險應由企業來負擔，但小李派送中，如果快遞件丟失要自擔風險；工作用車應由用人單位提供，但小李只是向快遞平臺公司按月租借電瓶車。

因此，法院認為，小李與快遞公司之間并不存在勞動關系。

這看起來，實在有些“不近人情”。快遞平臺公司一方面使用快遞員、不為其繳納社會保險，另一方面并不與其建立勞動關系，快遞員工作中出現安全事故，也不予以賠償和補償。

但根據當前的勞動法規定，上述平臺公司，無論是直播平臺，還是快遞平臺，均有效規避了類似的法律風險。簡單而言，“我只是一個平臺，我不負責在平臺上注冊人員的其他任何事”。

“這是個把握’度’的問題。”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法官程小勇認為，面對共享經濟這樣的新經濟業態，不能過多地套用標準的“勞動關系”，但也不能輕易確認勞動關系，“收得太緊，這個行業都沒有了，別說維權了；太松，勞動者的保護又會成為一道難題。”

程小勇說，在相關的司法解釋未擴充、補充的前提下，不能過于超前地去認定這種“新型勞動關系”，這種判例一旦出現，會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一個勞動者被確認了勞動關系，那共享經濟平臺上那么多勞動者，都要確認關系，怎么辦？”

“勞動關系在個案中的確認，很有可能直接影響一種共享經濟業態。”程小勇說，實際案例中，很多共享經濟平臺與平臺上注冊的服務提供者，有可能只是類似于簽訂中介合同的“居間關系”、承攬服務關系，并不是勞動關系。

比如，“網紅”主播與直播平臺的關系，程小勇認為，有時更像是一種“合作關系”。

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曹建明處長也提出了一些“個人想法”，“我們看案子，要么是勞動關系，要么不是勞動關系，只有兩個維度。能不能有一種’非標準勞動關系’的存在？”

曹建明說，互聯網+新業態相關的勞動仲裁案件，有兩種情況，一是“有事故傷害的”；二是“女職工特殊保護，涉及社保的”。這兩種類型，對勞動者來說都是大事，“上海過去自創過’特殊勞動關系’，社會反響很好，保障了勞動者權益，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停用了。”

他介紹，目前市人社局已經開始著手對新業態下的用工關系進行調研、分析，“我們也在苦思冥想，能不能有一種非標準勞動關系，可以用參考系數、打分等方式來定好標準，并給予適當的勞動者保護規定，比如工傷、養老方面。”

曹建明認為，新業態產生的新工作，本身就需要政策進行“創造性地設計”，這種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新業態發展更好、讓勞動者權益得到保障。

顧穎法官也認為，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制度應當“通經活絡”了，“應盡快出臺新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