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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作為我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磅行動，“粵港澳大灣區”被中央多次提及。2017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研究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8年工作時提出科學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于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意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下簡稱《21世紀》）專訪了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鄭永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中國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法治建設和維護港澳繁榮穩定有重要意義。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項目，更是國家全面走向現代化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能只對標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更要看歐盟、北美自貿區的經驗。通過借鑒歐盟經驗，中國可在粵港澳之間探索設立更高效便捷的協調機制，并推動國家和地方立法，保障灣區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

 

不只是經濟項目

 

《21世紀》：黨的十九大報告將“粵港澳大灣區”列為“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點。放在十九大報告的背景里，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義？

 

鄭永年：十九大報告意義重大，尤其是提出了到2050年的宏大規劃。我個人認為有三大重點任務：

 

一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十九大報道對國家有兩大基本判斷，即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要求經濟發展方式隨之轉變。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表明中國將淡化經濟增長目標，而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將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二是制度建設。十九大新成立了一個依法治國領導小組，這和十八大成立的深改領導小組是同等含義的，甚至意義更重大。深改領導小組主要是社會各方面的經濟改革，是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依法治國領導小組主要是制度建設。從某方面來說，這比經濟建設更重要。中國基本的經濟制度已經確立起來，當然還有很多改革的空間，但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以法治為核心的國家制度。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制度的建設也是最重要的。無論講中國模式也好，講中國民族偉大復興也好，最重要還是圍繞制度建設來進行。

 

三是港澳臺問題。國家統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談“中國崛起”、“中國夢”，但如果國家沒統一，這個“中國夢”是不完美的。中國要維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而解決臺灣問題更是考驗智慧。

 

放在這樣的背景中來理解的話，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具體意義就會有更高的理解。現在大家談粵港澳大灣區，有不同的提法，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和其它國際灣區的對標，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要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項目，還有國家層面、世界層面的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國家全面走向現代化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中國開放力度和政策的提升，也是解決當今國際社會發展困惑的創新之舉；既可以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也可以為促進國家統一準備社會經濟制度基礎。從中長期看，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綜合改革試驗區更可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法治和文化政治基礎。

 

我們看粵港澳大灣區，不能只看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因為這些灣區是最基本層面的東西，我們更要看歐盟、北美自貿區的經驗。歐盟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對早期歐洲經濟的發展起到絕大部分的推動作用。歐盟是主權國家組成的聯盟體，沒有高于主權國家的組織，歐盟的議會只有部分權力，各個主權國家都不能放棄它的主權，所以這些年歐盟內部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粵港澳大灣區比歐盟更有優勢。它是由中央政府主導、協調的，可以做世界最好的自由貿易平臺。

 

粵港澳要探索協調機制

 

《21世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對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何意義？

 

鄭永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未來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12000美元，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可以實現，只要接下來幾年能夠保持年均6.5%左右的經濟增長。

 

要實現進一步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還是需要另外找新的增長來源。從城市群建設這個角度來尋找，也可以從現在自由貿易區的角度去考慮。

 

粵港澳大灣區能不能成為中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到了建設自由貿易港。前不久，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了一篇文章，強調中國的全面開放。中國要全面開放，這不是一個概念的問題，而是如何實踐的問題。如果廣東建設自由貿易港，就相當于把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擴大到更廣闊的空間。需要探索一種市場化的機制，使得廣東的自由貿易港和香港這一自由港更加深入融合。

 

無論京津冀也好，長三角也好，國內都在搞經濟平臺，中國國內本身就有很多的競爭。這也是正常現象。但粵港澳大灣區比長三角和京津冀的條件更獨特，因為這里有不同的體制，這是優勢，尤其是有香港這樣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11座城市，涉及三個獨立關稅區。應該怎么樣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城市合作？

 

鄭永年：在中央政府的協調下，灣區內的各個城市之間可以制定一系列經濟合作和整合協議，甚至包括市場規則和法律適用。內地的專業勞動力市場、服務業等都可以向香港和澳門開放。這如同歐盟內部那樣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香港和澳門的勞動力可以自由地在灣區就業，這就解決了年輕人的事業問題。灣區的各個城市在住房政策上也可以相互協調，使那些在香港和澳門買不起房子的年輕群體可以在灣區的任何一個城市購房。甚至在土地政策上也可以進行協調。對內地來說，香港和澳門勞動力的加入有助于內地服務業水平的提升。這將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考慮到香港方面開始階段可能有所顧慮，香港向內地開放可以一步步來，內地先向香港的開放則可以一步到位，吸引有創新精神的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工作，發揮他們的創新精神。

 

在中央政府牽頭下，要探索在粵港澳之間設立更高效便捷的協調機制，并推動國家和地方立法，充分保障灣區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充分協調經濟、法治與社會建設，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地區的整合和融合。這方面，可以深入研究歐盟在社會經濟體制整合方面的經驗，探討灣區各城市之間社會治理制度的對接和整合。這可以從具體的經濟合作項目開始（記者注：香港與深圳正共同開發河套地區，是例子之一），逐步擴展到灣區內部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服務業的自由流動、政府所提供服務的自由流動，到最后居住空間的自由流動。社會制度安排向香港開放。這樣就可以把經濟整合和社會整合關聯起來，充分把經濟整合的優勢擴展到社會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