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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備受關注：這一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啟動元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公布在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通車在望，從中央到地方，多項工作正圍繞大灣區建設展開，以推動粵港澳三地合作發展，這一區域正以良好的發展態勢崛起為世界級城市群。從目前的經濟規模看，粵港澳大灣區已超過舊金山灣區、直追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一的灣區。”深港產學研基地深港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克科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

 

具備世界級灣區基礎

 

與全球知名的其它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自身條件好，起步高。“粵港澳大灣區面積達到5.6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達到6700萬，2015年GDP總量為1.36萬億美元。無論是人口還是經濟總量，粵港澳大灣區都具備世界級灣區競爭的基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優勢和產業結構優勢明顯，廣東是全國創新驅動發展的領頭羊，港澳地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廣東9市制造業基礎雄厚，已形成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從全國范圍來看，粵港澳地區制造業產業鏈最全、創新科技最前沿，而教育培訓、金融科技也都處在全國最領先的水平。”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表示。

 

此外，張克科指出，如今粵港澳經濟合作進行已接近40年，在制度層面、基礎設施建設、平臺建設、科技合作、經貿合作等方面，都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有豐富的合作經驗。“這些都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他說。

 

如何使9+2>11？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特別劃出了七大重點合作領域。包括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以及支持重大合作平臺建設。張克科認為，通過協議可以看出，合作本身不是單向的，是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的全面合作。

 

基于基礎設施之上的互聯互通顯得尤為重要。“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開通后，將把整個廣東和香港澳門緊密聯系在一塊。但是基礎設施這些硬件完成后，如何真正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方面達到互聯互通，還需要各方在軟件上的努力。”蔡冠深表示，他建議，可以考慮實施“一地兩檢”、引入香港的優質管理服務模式等，從而打造真正的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避免諸如“路上半小時，過關排隊2小時”現象的發生。

 

受訪專家們認為，要避免大灣區城市間的內耗和重復建設，讓9+2>11，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同時也要突破傳統的理念和體制，讓市場發揮作用，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

 

在頂層設計方面，蔡冠深指出，從國家層面需要解決的是這9個城市和2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和大灣區內各個基礎設施的功能劃分問題，“我認為中央人民政府應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從國家利益出發調配劃分，比如具體哪個機場、碼頭負責貨運，哪個負責客運等，都需要統籌協調。”他對21世紀經濟報道說。

 

而針對各個城市如何分工，郭萬達表示，應該基于市場配置資源進行分工，經濟的發展是來自于市場分工的繁榮和競爭的繁榮，要鼓勵城市之間進行良性競爭。

 

張克科也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之間更多地還是在唱“拼盤折子戲”，并沒有真正形成融合發展的觀念，“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間以前最多是各區域之間的關系，是類生性發展。”張克科說，以前受到行政主導的體制影響，各區域之間競爭同質化非常強。“大家要找到自己不同的定位，比如珠江西岸裝備制造業，珠江東岸生產制造業，廣州的樞紐功能，深圳的創新科技、香港的金融、澳門的旅游和會展都是自身的優勢所在，各城市之間應放開競爭，強強聯合，尊重市場的作用，讓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外向型開放的大格局。”他說。

 

與國外其他灣區相比，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是以行政手段倡導區域內的城市群融合在一起，并且廣東九市與香港、澳門地區存在制度方面的差異，對此郭萬達表示，大灣區要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思考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的實踐。“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美國舊金山灣區在形成過程中，在人才的吸引機制上也有政府的干預，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并不是所有要素都是政府先行的，目前大灣區統籌建設的障礙在于跨境、跨區。”郭萬達分析稱，他認為，“解鈴還須系鈴人”——在政府的帶動下解決問題，給市場一個要素流動的機制。

 

與此同時，香港、澳門和廣東的制度差異，也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之一，“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完善，稅制相對優惠，法律與國際接軌，科研氛圍濃厚，高等院校資源豐富，作為自由貿易港的高開放程度，這些都將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蔡冠深說。

 

“最近港交所開放同股不同權、允許不盈利的生物制藥等公司上市等做法都證明香港是當之無愧的改革先行者，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進程中，香港的改革將成為內地改革的助推器，讓內地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有更多的突破。”張克科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科技先行帶動產業升級

 

科技創新是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能力、創新成果、創新環境和平臺以及創新人才等方面已形成明顯優勢。未來可以依托香港的高校，深圳、澳門的優質科技企業，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制造業，匯聚全球的科技資源，吸引全球的科技創新人才。”郭萬達表示。

 

香港特區政府2017年1月與深圳市政府簽署《關于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深港雙方將在河套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對此，蔡冠深分析稱，河套地區位置優越，港深可共同打造連接“深圳南山科技園－福田保稅區－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古洞北科研發展區”的“跨境創新走廊”。與此同時，深圳福田保稅區也可發展成為科技產業的后勤和孵化基地，并加強與河套地區的交通聯系，為科技人才提供優質的生活配套服務。“這些都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產業升級帶來利好。”他說。

 

此外，張克科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間應加強產學研合作，提升接觸和交流水平，推動兩地科研經費互通。可以利用香港經驗做好創新產品的知識產權保護，打通創新資源和市場需求對接渠道，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2017年1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在深圳前海成立，作為聯盟主席的蔡冠深介紹，未來騰訊、華大基因等聯盟內的高新技術企業也將與區域內的高校展開合作，促進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打造科技創新驅動平臺，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