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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呼吁亟需建立國家應急物資采購管理體系和配套制度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線上召開“應急物資采購專家研討會”

發布時間:2020-02-06 16:38:34 中物聯公共采購分會

2月5日,在全國上下同心共同抗擊疫情的關鍵時期,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通過網絡會議形式,緊急召開“應急物資采購專家研討會”,探討當前疫情阻擊戰中應急物資采購所面臨的問題和解決途徑,為抗擊疫情一線的采購人員提供理論制度和方法支撐。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副會長、公采分會會長蔡進出席并作總結講話。南開大學法學院何紅鋒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徐煥東教授、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所長趙勇教授、廣東財經大學公共采購研究中心主任黃冬如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王叢虎教授、南京審計學院副校長裴育教授、中物聯公共采購分會常務副會長胡大劍等30余位公共采購領域、法學領域權威專家出席會議,會議由中物聯公共采購分會秘書長彭新良主持。

研討會主要圍繞當前疫情防控應急物資采購的基本特征、重大疫情應急物資采購存在的主要問題、應急物資采購的對策建議等三大主題展開討論;專家們一直呼吁,應盡快建立與國家應急管理體制配套的應急物資采購管理體系和采購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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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防控阻擊戰進入關鍵時期,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為了保障抗疫物資的高效采購和及時供應,我們各級公共采購機構精心組織,積極配合,甘于奉獻,為抗疫阻擊戰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期間,我們也收到很多公共采購機構反映,當前的應急物資采購面臨著法律依據不足、采購方式無所適從、供應商數據庫缺失、響應速度難以滿足疫情需要等問題。因此今天邀請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一線工作人員,共同探討當前疫情防控應急物資采購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解決路徑,以及對今后處理類似應急采購的對策建議。

應急采購是公共采購的主要組成部分,它與我們平時講的政府采購有所交叉,又有所不同。《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對重大疫情這樣的應急采購,都采取了例外條款的方式進行了回避。自2018年我國建立應急管理體制以來,應急物資采購提上了日程,但迄今沒有出臺一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出現當前這樣的重大疫情,我們只能通過臨時性的規定予以規范,因此難免出現制度供給不足、一線采購人員無所適從等問題。希望今天的研討會,大家群策群力、建言獻策,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應急物資采購制度出謀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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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大疫情應急物資采購,應當體現靈活性的原則,不用執行《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有些審批程序被取消,如財政部發出通知,采購進口防疫物資無需進行審批。第二,采購人應當建立健全緊急采購內控機制,單位內部對采購物資的決策仍應當有一定的程序,對相關工作人員仍應當有一定要求。第三,對采購物資的管理不能松懈,包括對采購物資的質量管理、價格管理、供貨期限管理等。

目前,很多應急采購項目,可能來不及簽訂合同,完全是政府要求下緊急供貨,但不意味著這些要求可以沒有。還是應當有一個協商機制。比如價格,如果不允許供應商企業定價,應當有一個定價的原則,可以按照“成本加利潤”原則,在疫情結束后定價。在這種情況下定價,要考慮企業在當下成本升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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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政府采購法》適用于社會正常有序運行情況下的采購行為,而不包含重大災害緊急情況的采購。重大疫情發生時期的政府采購,不能完全靠供應商的良知和自覺性,還必須有法律與制度保障。應建立應對重大疫情和災害的緊急采購制度,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解決好特殊時期采購的援助性、強制性、市場性及補償性“四性”兼顧問題。同時,對疫情防控和災害時期政府資金與捐贈資金的采購,必須有特殊的、比平時更為嚴格的監督與管理。

災害時期的政府采購管理規范應該包括:動用政府災害儲備資金的采購;政府緊急追加撥款的采購。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各類非政府組織、公益組織所獲得的沒有指定具體對象的社會各界對救災的捐贈資金,雖然不屬于財政性資金,但顯然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質,有特定的區域和使用范圍限定,并且該捐贈資金并不屬于慈善機構本身所有,不能像其他社會主體一樣,可以隨意支配和隨意選擇采購方式,因此也是一種公共采購。它必須由政府進行管理和干預,同樣適用相關公共采購制度規定,納入公共管理和監督的范圍,以取得社會公信和社會監督的效果。而對于捐贈者定向捐贈給特定對象的資金,如果其對象屬于政府部門和公共事業等單位,其發生采購時同樣要納入緊急采購的管理范疇;反之,則不受政府緊急采購制度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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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酒精、口罩、防護服等醫用物資嚴重短缺。財政部為此專門開通了疫情防控采購“綠色通道”,指出“采購疫情防控相關貨物、工程和服務的……可不執行政府采購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釆購進口物資無需審批。”

疫情防控采購,第一個特殊之處是“急”——亦即緊急采購。按照項目管理的基本理論和普通人的常識,采購中的質優、價廉和快速這三個目標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筆者稱之為“采購不可能三角”)。因此通常的采購需要在質量、時間和價格三者之間尋找平衡點。疫情防控采購的對象直接影響人們的生命安全,因而對于時間的要求達到了極致。這就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通常的采購方式(程序)無法滿足應急采購的時間要求,二是不得不犧牲質量和價格這兩個目標中的至少一個。

疫情防控采購的第二個特殊之處則是“缺”——亦即短缺采購。公開招標、邀請招標、詢價、競爭性談判、競爭性磋商等,可以發現支撐它們的共同的經濟學假設是:市場上有充足(至少3家)的供應商,具備足夠的生產或服務能力,并存在為獲得采購合同而競爭的充分意愿。換句話說,采購人是在買方市場內利用競爭機制選擇成交供應商并確定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的。而緊急采購的采購人,面對的不僅不是買方市場,而是賣方市場,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市場。

因此,“急”和“缺”這兩個特點導致疫情防控采購顛覆了普通采購中以市場競爭為基礎配置資源的經濟學機理,這也是《招標投標法》和《政府采購法》都將“搶險救災”項目或“因嚴重自然災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實施的緊急采購”列為例外項目的原因所在。

疫情防控中的采購,其主要特點是緊急與短缺,是采購的特殊情形,但依舊滿足質量、時間和價格的平衡關系,也遵循供給和需求的基本規律。運用采購的基本原理對其進行分析和應對,有助于降低采購風險、提升采購效益、實現采購目標。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監督部門、采購人和供應商,乃至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只要所有人都能夠積極、主動、科學、合理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那么,沒有什么困難是克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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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攻堅戰中,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應急物資非常短缺,國家及時建立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臺,加緊重要物資供應保障和調控調度工作。在保障調度平臺建設和實施過程中,從治理體現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角度出發,在發揮政府作用同時,應注重市場化機制和信息化手段的使用,盡快建立緊急采購電子化平臺,及時控制和消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一是及時對接供需信息。建立以緊急采購人為主體責任的行為規范;抓緊以分類分級為目標的供應商注冊機制,實現供應商供應產品、供應數量、供應時間、供應質量等供應數據的完善。二是加強采購需求專業化。避免由于緊急采購導致時間滯遲、信息不對稱、質量參差不齊、哄抬物價甚至滋生腐敗等問題。三是推進信息數據動態共享機制。通過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將重要基礎內容進行數據分析,及時向社會公布,增強公眾參與及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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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疫情的醫療物資緊急采購中,建議按照應對公共危機相關法律,對重要物資可考慮實行政府統一管理、分配,果斷的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對于醫療物資出臺最高限價,防止惡意抬高價格,同時保證重要物資的均等化銷售,防止地方、企業、單位囤積物資,針對各單位采購量進行限制。發揮公共交易平臺的公開化、透明化優勢,給供應商制定獎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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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出現重大疫情、自然災害等情況的緊急物資采購中,建議國務院或者財政部門出臺應急物資、服務的采購管理規定,以解決預算、采購方式、結算等方面的問題。尤其是設區的市以上人民政府,應該在應急采購管理上有所創新、勇于擔當。

其次,應充分發揮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現有的供應鏈管理資源和公共采購電子平臺資源優勢,整合國內其他平臺,尤其是醫療藥品集中采購平臺,為當前抗擊疫情的應急采購提供支撐。現在普遍存在供應商數據不全、供應能力數據不全等問題,很多供應商也都沒有上網、加入平臺、使用平臺的習慣。應該借鑒藥品集中采購平臺的經驗,發揮供應商積極性,建立供應商資源庫。

再次,要充分發揮網上詢價方式的效率優勢,大力推進電子化采購。當前抗擊疫情斗爭很艱巨,需要我們提供一種支撐和服務。我們可以發揮公共采購電子化采購平臺的優勢和作用,為疫情緊急采購提供電子平臺支撐,提升采購效率、減少采購人員聚集,實現全程留痕和透明采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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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應急醫用物資采購適用特別程序。《政府采購法》第85條規定:“對因嚴重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實施的緊急采購和涉及國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購,不適用本法。”不難看出,本次新型肺炎疫情采購政府采取高度集中的統一生產、統一購買、統一調配的方式不存在合法性問題,是與法有據的,也是應急狀態下國際通行的慣例,更是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

第二,各個集采機構應該在疫情阻擊戰發揮服務功能。各地各級集采機構雖然暫時關閉了交易平臺,但應該主動為各地疫情防控指揮部提供有關采購、物流和配置的咨詢服務,尤其是要在搞好本單位、本部門防御疫情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參與本地區乃至更大范圍內的專業采購的意見和建議。如生產廠商、經銷商等供應商生產能力、商業信用等情況,物流企業的E能力和商業信譽等等。

第三,派出專業人員參與應急醫用物資采購活動或調配活動。對于各地各部門的應急醫用物資的需求,集采機構可提出專業意見和建議;針對物流配送等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針對合同履行和驗收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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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情況發生后,整個社會系統都應全局或局部轉入應急狀態(相當于戰時)。其中涉及應急直接物資、間接物資的供應,不能適用現有法律。首先法律性質不同,緊急采購是行政合同,一般政府采購是民事合同;其次采購方式不同,前者是直接征用或采購,后者可有多種方式供選擇;三是違約形式不同,前者違約只適當補償,后者要全額賠償;還有處罰形式等也不同。

建議由國務院法制辦或人大法工委牽頭立法,最好能出臺一部《突發事件緊急采購法》,一方面在在立法中明確緊急采購的合同屬于行政合同,另一方面對哄抬物價等違法行為進行界定、處罰;還可以借助互聯網做好緊急采購電子化平臺,由政府主導,向第三方購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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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新冠狀病毒已經作為國家和各地方一級響應機制對待,軍隊也參與進來,可以說全民已進入戰時狀態。在此大背景下,應急物資采購的路徑選擇均可以作為《政府采購法》和《招投標法》例外予以處理,從法律制度完善角度看,未來需要細化相關條款規定。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頭等大事,各級政府也拿出“一級響應”戰時狀態,做到“應診盡診、應住盡住、應收盡收、應到盡到”,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為此,我們可以判斷應急物資采購可以參照戰時狀態予以采購。具體路徑如下:

1. 對于一線醫用物資,在遵循市場交換原則下予以購買直至征用(事后結算),不存在討價還價問題;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與備查。

2. 對于一線生活保障物資,在遵循市場交換原則下,由各級政府組建的保障部門予以應急采購,當地供應商優先予以保障,同時,通過電子商務平臺快速采購其他地方物資;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與備查。

3. 對于一線居民生活保障物資,在遵循市場交換原則下,由各級政府市場監管部門組織當地供應商予以應急采購,保質、保量和保價供應當地居民需求,穩定民心和社會秩序;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與備查。

4. 對于非一線醫用物資,在遵循市場交換原則下,由各級政府組建的保障部門予以應急采購,當地供應商優先予以保障,同時,通過電子商務平臺快速采購其他地方醫用物資予以保障;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與備查。

5. 對于非一線居民生活保障物資,在遵循市場交換原則下,由各級政府市場監管部門組織當地供應商予以應急采購,保質、保量和保價供應當地居民需求,穩定民心和社會秩序;同時,做好相關資料的留存與備查。

這里還需要明確幾個責任主體的權利與責任:一是國家層面責任主體:負責應急采購統籌協調與管理;二是各級地方政府責任主體:負責當地應急采購綜合協調與管理;三是地方各級應急物資采購或征用部門:負責當地應急采購或征用的具體事務;四是地方各級應急物資物流部門:負責當地應急采購物資供應鏈管理;五是地方各級應急物資調配與分發部門:負責統籌協調應急物資需求與具體分配管理;六是各級政府應急采購資金的籌集與分配部門:負責各類應急采購資金的籌集、統計、資金分配與撥付管理;七是各級政府應急物資采購中的安全保障部門:負責應急物資采購中的運輸安全、造謠等違規違法安全保障管理;八是各級政府應急物資采購監督部門:負責應急物資市場監督、相關部門或人員行為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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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阻擊戰斗伊始,財政部科學決策一聲令下:建立采購綠色通道——政府采購可以暫時撤離戰斗——可不執行政府采購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購進口物資無需審批。此舉意味著財政部積極主動配置疫情防控采購資源,將疫情防控采購有限的正面戰場資源讓位于更適合的非政府采購,保證疫情防控采購績效的最大化。

面對重大疫情應急采購,建議將“互聯網+供應鏈”上升為政府采購的主要方式。在日常采購工作中,我們的供應商雖然多,但是沒有形成穩定的供應鏈。危機告訴我們供應鏈建設非常重要。供應鏈是采購的生命線,是社會供給的生命線,是打贏突發戰斗的生命線。早在華為事件之前,中央就提出過創新供應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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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有企業不斷提升采購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強電子化采購等現代技術應用,推動采購管理向供應鏈管理轉變,探索構建戰略采購體系,更加注重供應鏈安全。

應急物資采購,對于與防控疫情相關行業的國有企業來講,這也是個供應鏈安全問題。這些企業在日常的采購與供應鏈管理體系構建和運行時,就應當考慮到極端情況下(包含抗擊疫情和自然災害,也包含供應商斷供等)如何保障供應鏈安全。參考本次疫情應對時的經驗和教訓,未來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完善供應鏈管理,建立健全應急物資采購機制,一旦遇到突發情況,能更好地有效應對,更好地配合政府應急工作。

同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國有企業的應急物資采購也是政府應急管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按照政府的應急管理法律法規、政策文件、規劃計劃要求,進行安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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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網在面對重大疫情突發事件中,為保證物資供應,按照“先實物、再協議、后訂單”原則開展應急物資采購供應工作。一是按照“先近后遠”原則,開展實物庫存調配。二是實物庫存無法滿足時,通過協議供應商實施應急物資采購。三是應急采購仍無法滿足時,受災單位實行跨項目采購訂單調配。四是以上三種情況,受災單位均無法滿足時,由總部供應鏈運營中心實施跨省調配與協調。五是以上均不滿足要求,實施緊急談判采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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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簡單談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堅持區別對待的原則。必須厘清哪些項目是納入政府采購法的范疇,哪些不是。對于納入政府采購法管轄的,財政部已經開放“綠色通道”,就是執行問題;不屬于政府采購法管轄的,要么適用招標投標法,要么屬于采購人自主采購的問題。

第二,今天的話題,我理解應該是對納入政府采購法的,如何完善“綠色通道”問題,其他不適用我們今天的討論的主題。在執行“綠色通道”的時候,多些理解,多些包容。

第三,只要是為了控制疫情而出現的失誤,是可以容忍的。這樣大家才可以擼起袖子加油干。也就是要注意“三個區分開來”: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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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于防疫物資的緊急采購可由企業的需求(使用)部門直接負責辦理,不適用采購程序。制度依據是國家招投標、采購相關法律法規中的例外條款、財政部關于疫情期間的相關規定以及企業內部采購制度中的例外條款;

第二,疫情期間日常的工程、貨物和服務類招標采購按照正常程序操作。針對員工不能在辦公室辦公、供應商不能參與現場評審甚至評審專家不能集中現場評審等情況,可以采用電子評審(招標)手段遠程進行評審(評標),輔以一些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臨時性保障措施,使采購流程能夠順暢運行,從而保證程序的完整性;

第三,疫情期間的采購,要最大限度做到公開透明和流程可復查。由于使用了一些臨時性措施和非常規做法,在履行必要的內部報審程序同時,要采取多使用郵件或其它書面交流確認方式、全程錄音錄像、社交軟件截屏等措施做到全過程留痕,已備日后內外部監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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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保障抗疫物資的采購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中,建議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抗疫物資公共采購應急預案”或統一規定,詳細規定采購的流程(建議簡化),以快速響應、保障供應為主。

公共采購機構應發揮自身的社會價值,會同醫療衛生、財政、審計等協調簡化流程,加快采購資金撥付速度,解決流程合法性;會同工商、質監等部門,加大對抗疫物資供應商的監督檢查力度,建議在采購合同里面增加一條,約定質量保證金及瑕疵品的罰款,切實保障抗疫物資的質量;會同交通運輸部門協調應急物資的物流、運輸、倉儲、裝卸搬運、配送等問題,建議對應急物資開通綠色通道,減免過路過橋費,保障物流速度。

加快建設“應急物資供應商數據庫”并開發給全國公共資源交易機構共享,盡快建立虛擬應急供應鏈,由政府提供技術支持平臺,并以政府為指揮控制中心,保障由大規模突發事件引起的應急物資生產與供給。“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虛擬應急供應鏈建設應提上議事日程,將應急管理的三個狀態,即平時狀態、警戒狀態和戰時狀態納入各級公共采購管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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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一次防治新冠病毒的應急物資保障情況,結合我自己的工作,有這么幾個體會:第一,制度建設層面。我們現在必須要考慮在《預算法》和《政府采購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要完善緊急采購的法律法規,彌補政府采購法針對緊急采購沒有操作性的規定這么一個缺陷。這一次的防治新冠病毒,財政部開通了應急采購的綠色通道,此舉應該進一步細化,形成制度性文件,指導緊急采購,那么在這個指導性文件里面我們要明確啟動緊急采購的條件、方式,包括支付方式。另一方面企業的緊急采購,我覺得就按照去年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共采購分會發布的《國有企業采購操作規范》來進行操作,就剛好能夠彌補在企業自主采購這方面的不足。同時也必須要考慮清楚在應急物資緊急采購的過程中,有關工程貨物服務涉及到征用、租賃、調用這一些方式的社會補償。

第二,有關平臺建設。有必要建設一個完整的應急供應鏈平臺。從應急物資裝備的生產,倉儲,物流、采購,調撥等關鍵環節都必須要考慮周全。這就剛好給我們公共資源交易第三方平臺的建設提供了這么一個機會。

第三,就是要摸清應急資源基數。從我們目前的工作看來,摸清社會力量的分布情況,生產能力,庫存狀況,應急產能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我們現在正在建一個應急物資的數據庫,已基本完成應急物資的分類和編碼工作。這樣就為我們在迎接下一次災害來臨的時候對應急物資裝備進行調配,做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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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國際作為一家主要從事國家公用事業應急物資儲備供應的民營企業。在本次重大疫情物資供應和調配中,我們與各供應商進行緊急調用物資時碰到諸多問題,“急”、“缺”問題突出,而且有部分不道義供應商哄抬商品價格等。本人非常認同應用技術的手段,抓緊推進應急采購電子化平臺建設,運用互聯網以及大數據對上下游企業資源進行共享對接,同時簽訂一系列國家或者地區應急事件時的應急預案協議等措施,使得當應急事件發生時能迅速反應。所謂“未雨綢繆”,我們需要運用時代的工具、互聯網技術,讓我們整個國家甚至全球都聯系起來,在黨和政府的號召統籌下迅速處理應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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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采購的突發性和特殊性,很難適用當前狹義語境下的《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應急采購要做到有法可依,應完善相關法律依據和規章制度。

第一,2004年的修憲內容,《憲法》第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第二,《政府采購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對因嚴重自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實施的緊急采購和涉及國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購,不適用本法。

第三,《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發生特別重大突發事件,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或者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采取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應急處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減輕其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進入緊急狀態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國務院依照憲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決定。緊急狀態期間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執行或者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另行規定。”

應該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應急采購和疫情防控工作,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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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應急采購項目主要分為政府采購項目和招標投標項目兩大類。

第一,政府采購項目的應急采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八十五條的規定和財政部1月26日頒發的《關于疫情防控采購便利化的通知》(財辦庫〔2020〕23號)文件要求,對于疫情防控采購項目可不執行政府采購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購進口物資無需財政部門審批。其次,對于采購人確實需在疫情期間內進行緊急采購的項目,按照“誰采購、誰負責”的原則開展采購活動,無需通過財政部門專家庫抽取專家,做好信息登記和場地消毒處理工作即可。采購人可自主選用的采購方式有: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等。在所有采購過程中,應做好內控,加強對緊急采購需求的管理,在確保采購時效的同時,提高采購資金的使用效益,保證采購質量。

第二,招標投標項目的應急采購,這一類項目主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六十六條、和《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管理辦法》(七部委30號令)第十二條及其他部門規章的規定要求,可以不進行招標。對于不進行招標的項目,因屬于疫情期間的應急和緊急采購,在確定完整、明確的采購需求前提下,可以參考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共采購分會出臺的團體標準《國有企業采購操作規范》里采購方式的適用情形,可選擇競爭談判或單源直接采購或多源直接采購等方式來采購。

針對應急情形下的政府采購項目和招標投標項目采購,建議政府的財政部門和央企國企等集團公司的集采機構應建立緊急情形下的采購管理辦法或制度;平時注意積累、建立應急物資供應商數據庫;已建好電子化招標投標平臺的單位,要用好緊急情形下的簡易采購流程,同時做好招標文件下載、供應商詢問和質疑(異議)及投訴的處理寄送、開評標的有效監控、合同簽訂、采購檔案管理等相關環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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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作為一家有著強大電商基因的科技創新企業,在這場疫情攻堅戰中,勇于承擔起了社會責任,開通了“防疫直采全球尋源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全球商貿及生產企業上傳的醫療物資供應信息,將與平臺發布的需求信息進行匹配,最大限度尋找貨源、擴大產能;再由阿里巴巴直接采購,將醫用口罩等緊缺防疫用品,定點送往疫情防控一線特別是醫院。

在這個平臺上,國內外關于防疫物資的信息會透明、高效匹配。無論物資在何處,都會以最快的最安全的方式送達醫護人員的手中。阿里巴巴已聯合全球物流合作伙伴,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快速物流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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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采購既然被兩部法列為例外條款,一定不是采購相關法律問題;中國目前只有應急行政體系,并沒有應急法律體系。從湖北和浙江應對疫情的舉措對照來看,政府治理能力是重要的因素,這也是兩省發展水平不同的重要因素。

至于應急采購,應該首先界定什么是應急狀態,什么是應急物資,應急采購的主體是誰?再討論應急采購如何做。既然兩部法都是例外,應該跟狹義的政府采購體系沒有多大關系。

另外,從湖北疫情處置實踐看,應急采購沒有應急物流倉配體系做支撐,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從新聞上看,武漢目前不是物資短缺,而是在應急狀態下,物資不能高效敏捷地送達最需要物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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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專家積極參與這種特殊形式的研討會,大家都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對當前疫情防控、對以后的應急采購制度建設將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將把各位專家在這次討論會的意見整理出來,供大家進一步深入討論、完善,并將報送給有關部門參考!

再次對各位專家的參與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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