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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普惠、規范、便捷、高效的物流快遞體系，城鄉之間的貨物、信息便難以流動起來，加快快遞業發展與促進農村電商發展是一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二者的良性循環一定能夠成為帶動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繁榮農村經濟，實現縮小城鄉之間差距的重要力量。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國務院關于促進快遞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普惠城鄉、技術先進、服務優質、安全高效、綠色節能的快遞服務體系，形成覆蓋全國、聯通國際的服務網絡。這個《意見》是繼2009年郵政法修訂以來，在快遞領域法律效力最高的一項政策支持，它的出臺，對于我國快遞業，尤其是農村快遞業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我國民營快遞業起步于上個世紀90年代，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快遞業已經成為我國服務業，乃至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的一匹“黑馬”。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快遞業業務量年平均增速超過50%，2014年，我國快遞業業務量完成139.6億件，是“十一五”末2010年的6倍，直接吸納就業人數超過120萬人，發展成就顯著。
　　然而，我國快遞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的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業務量的增長、快遞網點的增加以及直接吸納的就業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村地區大多較為偏遠，交通道路狀況不佳，居民居住分散，對于快遞公司來講，無論是投遞還是收攬，交通成本都太高；其次，無論是網購還是傳遞信件，較之于城市來說，農村地區的快遞業務量都相對較小。這些因素都使得農村地區物流快遞業發展緩慢、滯后。
　　此次，國務院出臺的《意見》針對農村快遞業的發展，有兩大亮點值得我們期待，一是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鄉鄉有網點、村村通快遞，快遞年業務量達到500億件，年業務收入達到8000億元；二是明確提出，實施快遞“向下、向西、向外”工程，完善農村、西部地區服務網絡，打造“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的雙向渠道，下沉帶動農村消費。從《意見》中我們不難發現，國家正在從中央層面加強對農村快遞業發展的推動，而這種高位推動的背后是有國家以“互聯網+”戰略激活農村經濟發展的邏輯的。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互聯網+農村”被賦予了激活農村經濟的重大使命，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著力推進“三駕馬車”同步發展，它們分別是：電信普遍服務補償機制的完善、發展農村電商、促進農村快遞業發展。在10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于寬帶電信服務提出了2020年覆蓋98%的行政村的具體目標；對于農村電商的發展也提出了四條具體措施。如今，再次以國務院的名義出臺《意見》，完成了對“三駕馬車”中最后一步——農村快遞業的戰略推動。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正在有條不紊、一步一個腳印地推動著“互聯網+農村”戰略的推進，背后的戰略框架邏輯清晰可見。
　　展望農村快遞業的發展，應當說潛力巨大、未來可期，因為農村快遞業的發展是與農村電子商務的消費潛力直接掛鉤的，農民在網上訂單的多少直接決定了農村快遞的發展潛力。據阿里巴巴研究院發布的《農村電子商務消費報告（2014）》顯示，農村網購消費市場持續擴大，2014年全國農村網購市場總量達到1800億元以上，預測2016年將突破4600億元。因此，促進農村快遞業發展可謂恰逢其時，補上農村快遞業發展的短板，首先需要加大中央財政投入、引導地方強化政策和資金支持，但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不可能實現大包大攬，還要激發社會力量參與建設，探索PPP模式（政府與社會主體合營模式），調動各類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如阿里巴巴集團計劃未來3~5年內投資100億建立服務農村的電商體系，京東集團也計劃搭建農村的物流和村民代理體系，對于這些社會力量的參與，都要注意保護其積極性，并加以規范引導。
　　國務院《意見》的出臺，對于“互聯網+農村”來說，其直接意義在于加快農村快遞業的發展，而深層次的意義則是著眼于啟動農村電商的藍海。沒有普惠、規范、便捷、高效的物流快遞體系，城鄉之間的貨物、信息便難以流動起來，加快快遞業發展與促進農村電商發展是一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不走樣地貫徹這個《意見》，我們相信，農村快遞業和農村電商的良性循環一定能夠成為帶動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繁榮農村經濟，實現縮小城鄉之間差距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