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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應鏈管理中，大宗商品是一個極其特殊的類別，因其同質化、標準化程度高，同時是眾多產業的基礎原材料，因而比普通商品更具流動性和變現能力，具備了極強的金融屬性。
　　我們研究實體供應鏈，往往會從真實的供需出發，追求如何通過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供需的平衡。然而，當某個商品具備金融屬性后，它的市場就不僅僅只有供需雙方參與了，驅動著這個市場的還有另一只無形的手——投機。在大宗商品市場中，投機的目標顯然與真實的供需雙方大相徑庭，它們并不以驅動實物最終交割為目的，在投機者的眼中，獲利是唯一的目標！
　　盡管如此，投機的存在對大宗商品市場是有著諸多的積極作用的。他們增強了市場的活躍度和流動性，推動了價值的提前發現。他們在獲取收益的同時也承擔了價格波動風險。存在即是合理，存在即是價值！只是，作為真實的供需雙方，在不否認投機者的積極作用的前提下，是否也應當親身參與其中，投機一把呢？
　　這是一個無法回避卻讓許多人談之色變的問題，因為談到大宗商品期貨投機，一定會讓我們聯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株冶鋅事件
　　株洲冶煉廠于1956年成立，是中國最大的鉛鋅生產和出口基地之一、全球五大鉛鋅冶煉生產廠家之一。
　　1997年3月，株洲冶煉廠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徐耀東在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進行透支交易，大量賣空鋅期貨合約，其頭寸遠超既定期貨交易方案。徐耀東并不知道，自從株冶開始做空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國際知名期貨交易商嘉能可公司盯上了，后者與其它機構聯手對株冶進行全面“逼空”。事情敗露前，株冶已經在市場拋售80萬噸鋅，而當時株冶全年的總產量也不過區區30萬噸。
　　事發后，1997年7月，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專門召開辦公會議處理“株冶事件”。相關主管部門負責人親自到工廠蹲點近一個月，一邊采取頭寸止損、追加保證金、合理調期等措施緊急處理頭寸，一邊通過各種渠道調集其他鋅廠的貨源、組織交割，力爭將損失降至最低。但終因拋售頭寸過大，最后只好以高價買入部分合約平倉履約，導致株冶在最后集中性平倉的3天內虧損額高達1.76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4.6億元。
　　國儲銅事件
　　中國是全球銅的第一大消費國，擁有無可匹敵的消費量，照理中國市場打個噴嚏全球銅業都要來個地震，但是代表國家物資戰略儲備的國儲中心卻曾因管理不善，在國際銅期貨市場上因為過度投機而被國際基金全面狙擊，折戟沉沙、損失慘重。
　　故事源于2003年國際銅價快速攀升，持續上漲的時間和上漲幅度均超過以往，因此世界各大機構紛紛預測在此輪上漲之后，國際銅價即將步入下跌時期。而這些預測背后，隱藏的卻是一場針對中國國儲局的多空之戰。
　　時任國儲調節中心處長的劉其兵對這些預測深信不疑，他通過LME場內交易員在銅期貨市場上以每噸3100美元的價位附近拋空銅，建立空頭頭寸約15萬至20萬噸。事實上，劉其兵的舉動一直受到由斯邁爾金屬公司、瑞富期貨、倫敦標準銀行、巴克萊銀行、曼氏集團等國際基金組織的密切關注，時機一到，基金公司終于按耐不住，聯手發起了對國儲倉位的逼空之戰。
　　面對國際基金咄咄逼人的“逼空”態勢，劉其兵突然神秘失蹤，背水一戰的國儲局只好匆忙接招。從2005年11月開始，國儲官員竭盡所能為空頭造勢。從宣稱擁有130萬噸的銅儲備量，到連續四周在國內現貨市場上通過拍賣拋出兩萬噸現貨意圖平抑價格，此前行事極為低調的國儲局一反常態。然而事以愿違，他們的高調轉變被市場解讀為心虛，反而刺激著國際銅價進一步上漲。自2005年9月中旬以來，國際銅價持續瘋長，每噸上漲約600多美元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終致使國儲局損失折合人民幣9.2億元。而國內生產企業因為銅價高漲而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計算！
　　中航油事件
　　作為中國航油巨無霸，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其唯一的海外“貿易手臂”。中航油從2003年3月底開始參與投機性期權交易，這項業務實際由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總裁陳久霖所掌控。在2003年第三季度前，由于中航油對國際石油市場價格判斷準確，公司基本上購買“看漲期權”，出售“看跌期權”，產生了一定利潤。
　　2003年底至2004年，中航油錯誤地判斷了油價走勢，調整了交易策略，賣出了買權并買入了賣權，導致期權盤位到期時面臨虧損。為了避免虧損，中航油分別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進行了三次挪盤，即買回期權以關閉原先盤位，同時出售期限更長、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權。但每次挪盤均成倍擴大了風險，該風險在油價上升時呈指數級數地擴大，直至中航油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斷高漲的保證金，最終虧損約5.5億美元，創下了新加坡自1995年巴林銀行破產案以來最嚴重的金融丑聞。
　　除了上述三個典型事件，還有2003年豪賭棉花價格上漲而巨虧6億元的中儲棉事件，以及2003年的大豆風波，2005年的中盛糧油事件，中國企業在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上吃過的虧可以寫出厚厚的一本回憶錄，書名甚至可以借用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來命名！
　　回顧這些案例，我們除了唏噓不已，可能更多地會將責任推給“投機”。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從上述的案例中找到一些共同點：
　　首先是監管的缺失。事實上，早在1995年，國務院就下令禁止國內企業、公司炒做外盤期貨，原因是中國當時的市場經濟尚未成熟，各方面條件也不具備做外盤期貨的能力。然而，從株冶、中儲銅等事件來看，表面上看是因為個別人員手握操盤大權，輕而易舉地違反規定。實際上是上下不作為，姑息縱容的結果。我們看到的往往是東窗事發，紙包不住火的事件，而對于那些利用職務之便，動用國有資金賺得盆滿缽滿的蛀蟲又有誰人能知呢？出了事國家買單，沒出事個人發財。巨大利益之下的監管制度缺失才是這些事件的元兇。
　　其次是風險管理機制的缺失。就拿中航油事件來看，該事件的核心人物——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總裁陳久霖事后講到中航油集團處理危機細節的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中航油集團2004年10月3日就開始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當時的賬面虧損為8000萬美元，如果那時集團決定斬倉，整個盤位的實際虧損可能不會超過1億美元。然而，當時集團領導大部分在休假。9日，新加坡公司正式向集團提出書面緊急請示。如果當時斬倉，實際虧損應為1.8億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團才召開黨政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我們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竟如此的緩慢脆弱，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最后是國際期貨市場的經驗缺失。在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大宗商品供應鏈管理—從ABCD四大糧商說起》中，筆者曾詳細闡述了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商們如何通過期現一體化供應鏈模式而將糧食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掌控在自己的手上，做到不論市場漲跌如何，都可以保本獲利。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領域里，中國是后起之秀，雖然擁有巨大的市場和消費，甚至從某種層度上掌握了需求端，卻對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不甚了解。毫不夸張地說，擁有金融屬性的大宗商品市場，是由國際資本家、銀行家、實業家、甚至是政治家互相廝殺肉搏的角斗場，其中又牽扯到匯率、利率等政治經濟因素，因此極為復雜。沒有兩把刷子，又怎敢將巨額資金投入到國際市場中去做所謂的“投機”。
　　事實上，這些案例中的所謂“投機”其實根本稱不上真正的投機，而是別人開個賭局，等著愚蠢的魚兒去上鉤。真正的投機有三個前提：第一、基于市場規則的充分了解；第二、基于收益和風險的評估及決策；第三、基于目標的止損和退出。
　　痛定思痛，自從2005年之后，國家在參與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領域做了許多重大的布局和調整。例如，2012年通過港交所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LME）；2013年廣發證券收購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的大宗商品部；與此同時，中糧集團也加速了其全球擴張的步伐，收購了荷蘭尼德拉集團和新加坡萊寶集團等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商。以鄭交所、上交所、大交所為代表的期貨交易所逐步完善了大宗商品期貨現貨交易的規則制定，以及近年來數百個電子交易平臺在推動現貨市場上所做出的努力和嘗試，讓我們看到了中國這個世界大宗商品消費大國正在一步步地朝前邁進！
　　文章的最后，需要補充的一點。作為實體企業而言，不要因為大宗商品市場存在投機就談之色變。大宗商品期貨具有“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的作用，是國際上從事大宗商品生產、采購、銷售等實體業務企業的“必備工具”，我們不要因噎廢食！關于這個工具怎么使用，筆者將在未來的文章中與大家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