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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要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

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流通業與物流業將發揮什么作用？2012年8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提出“流通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2014年9月12日，國務院發布了《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14—2020）》，明確物流業“是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加快發展現代物流業，對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國民經濟競爭力和建設生態文明具有重要意義”。這兩個定位不僅對今后中國流通與物流產業的改革發展具有歷史性意義，對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產業發展也將產生巨大影響。基礎性主要體現為流通業、物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先導性主要體現為流通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引領度，戰略性主要體現為物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滲透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到2017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圍繞供給端與需求端，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相互作用，充分論述了國民經濟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板塊的相互關系。本文將從先導性與戰略性入手，說明流通業、物流業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

筆者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流通五論”，即流通決定論、流通發展階段論、流通調節論、流通一體論與流通運行統一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流通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與先導性。流通業在國民經濟的運行中是一個晴雨表，流通業的各種問題反映了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問題，所以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同樣具有先導性。物流業與其他產業融合度低，而成本過高是國民經濟粗放運行的主要表現形式；推進供應鏈發展是國民經濟降本增效的根本出路，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

采購經理指數（PMI）是國際通行的預測國家宏觀經濟走向的先行指數，50%為枯榮線臨界點，50%以下為經濟下行，50%以上為經濟上行。從2005年7月1日中國制造業PMI正式發布，以及2008年1月中國非制造業PMI發布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走向與PMI完全一致，所以PMI指數成了大家心目中對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的一個預期，既有權威性又有先導性。PMI指數極大提高了中國經濟拐點的敏感性與宏觀走向預期的傳導性。而PMI設置的指標體系中主要是流通指標，比如制造業PMI中的新訂單、生產、就業、供應商配送、存貨、新出口訂單、采購、產成品庫存、價格、進口、積壓訂單等等。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其貢獻率超過25%。所以，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波動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極大，中國PMI指數也成為全球重點關注的一個指數。根據實際需要，PMI指數已得到廣泛應用，如分析GDP走向、股市走向、經濟結構走向、行業走向和就業形勢走向等等，并從中找到某些規律性趨勢或發現突出性矛盾，以求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如有些產業新訂單持續下降，反映產能過剩、庫存積壓嚴重。庫存的變化反映了互聯網時代生產方式、流通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生產用原材料、備品、備件下移到物流配送中心是因為物流外包的發展，而產成品庫存上移到生產性企業是由于電子商務的發展，生產企業成了第一發貨點。又如服務業PMI與制造業PMI的深度關聯，餐飲住宿業PMI指數的提升往往反映企業經濟活躍程度的提高。PMI指數不僅可以看到宏觀經濟走向，也可以看到資金的流向。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反映資金短缺、融資難，銀行大量資金流向了股市、樓市，對實體經濟與老百姓的消費擠出效應十分明顯。通過對服務業PMI指數的大數據分析，可以從中找到許多規律、新的變化與拐點，有利于服務業的健康發展，這正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而就業指數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上升，需要研究勞動力結構變化，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可以提供的勞動力正在減弱。

“十二五”時期制造業PMI是逐年下降的，2011年月均51.4%，2015年月均49.9%到了枯榮線以下。非制造業PMI在整個“十二五”時期年均值超過55%，但也是逐年下降的，從2011年月均57.06%到2015年月均53.62%。反映了“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困難重重，處于“三期疊加”、經濟轉型、改革深化階段，下行壓力十分巨大。加上全球經濟復雜多變，對進出口貿易造成巨大沖擊。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GDP增速，2011—2015年分別是9.5%、7.9%、7.8%、7.3%、6.9%。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全年制造業PMI一直在枯榮線上下，從1月的49.4%到12月的51.4%，全年平均水平為50.3%，高于2015年0.4個百分點，從8月開始一直超過50%，但十分微弱。這說明，一是經濟開始平穩；二是上升空間不大，下行壓力不減。非制造業PMI一直在53%左右，比較穩定，從8月開始上升較快，反映服務業發展出現了新氣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的評價是，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經濟形勢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質量和效益提高，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改革開放取得新突破，對外開放布局進一步完善，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生態環境有所好轉，綠色發展初見成效。但也指出，中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等。

從PMI走勢分析，如無特殊情況，制造業PMI從2017年開始將穩定在枯榮線之上，但增幅很小，波幅不大。中國的經濟發展己到達U型（或L型）底部，不可能大幅下降，也不可能快速上升。在底部要維持多久是受國內外諸多因素影響，但時間不會很短。以此推測，中國“十三五”的GDP增長將穩定在6%~7%。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這是最好的結果，在全球仍然是中高速增長，但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在討論如何應對全球經濟發展下行壓力時，明確提出了供應鏈戰略，如“促進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合作”“建立APEC供應鏈聯盟”“建設亞太綠色供應鏈網絡”“打通阻礙區域供應鏈聯接的阻塞點”“如期實現2015年前將區域內供應鏈績效指數提高10%的目標”。可以看出，打造全球供應鏈體系已成為大家的共識，是全球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支撐點。

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指出：“現在需要對接各國戰略和規劃，找出優先領域和項目，集中資源，聯合推進，這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創造需求和就業，發揮比較優勢，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占據有利位置，提高綜合競爭力，打造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亞洲發展新氣象”。這是中國的亞太與全球供應鏈戰略框架。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與戰略構想，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及廣泛響應。“一帶一路”戰略把中國的全球供應鏈戰略具體化。2016年在杭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會議，又進一步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國方略，優勢互補、互聯互通、合作共贏，走一條經濟全球化的新型之路。

全世界有一個通用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供應鏈水平，即供應鏈績效指數（LPI）。這是世界銀行自2007年以來每兩年發布一次的全球性指標體系，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物流水平及其參與全球供應鏈能力的國際性指數。2012年該指標有155個國家及地區參與，由6個指標構成。包括：貨物通關效率；物流基礎設施質量；環境，競爭性價格與物流的便利性；物流服務商的競爭力和質量；物流信息、追蹤、可視化能力；貨物到貨率。世界銀行對這些指標設定了一套調查與分析的運作模式，盡量做到客觀、公正、透明。由于設定的樣本物流企業大都與進出口貿易有關，所以有一定局限性，但可比性較強。世界銀行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指標是可變的，2012年就增加了可持續發展的指標。2012年LPI前10位是：新加坡、中國香港、芬蘭、德國、荷蘭、丹麥、比利時、日本、美國、英國。中國大陸2012年排名第26位，2014年排第28位，2016年排第27位。

世界銀行認為，以下七個方面值得重視：一是物流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特別是綜合運輸體系，這是LPI的基礎；二是物流服務水平，核心物流提供商的服務和競爭力是國家整體供應鏈績效的另一半；三是海關和邊境手續效率，這涉及節約交易時間；四是物流環境的優劣，包括法制環境、政策環境、政府效率、是否存在腐敗性支付等等；五是區域貿易便利化和一體化水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實現廣泛的信息共享；六是供應鏈發展的可持續性，綠色物流必須提上日程；七是軟硬件同步發展，經驗表明軟硬件可以互為補充。同時，世界銀行認為，各個國家打造全球供應鏈，令市場優化配置資源，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列舉了一些國家的改革措施。從整體看，發達國家一般由運輸主管部門主導，發展中國家一般由商務與經濟主管部門主導。世界銀行特別指出，2011年美國設立了供應鏈競爭力委員會，每年發布美國供應鏈年度報告，中國專門設立了物流發展的協調機構，還有南非、印尼、馬來西亞、日本等一些國家的做法都值得肯定。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第一大物流市場國，全球制造業大國，港口貨物吞吐量與集裝箱吞吐量第一大國，但在全球LPI中一直位居20多位，與中國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符。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認真尋找短板，如物流總成本與GDP的比率達16%，比發達國家高一倍。這是由于中國物流服務商發展不充分，物流業與其它產業的融合度低，使實體經濟企業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實施供應鏈管理是降本增效的最佳選擇，據歐美研究機構的長期分析，物流業與實體產業的融合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個企業如果只是簡單的以第三方替代自營物流，借助第三方的規模效應和營運特點可節約成本5%；第二階段，如果利用第三方的網絡優勢進行資源整合，部分改進原有物流流程，可節約物流成本5%~10%；第三階段，如果通過第三方物流根據需要對物流流程進行重組，使第三方物流延伸至整個供應鏈，可取得10%~20%的成本節約。所以，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推進供應鏈管理是一大戰略，啟動越早越好，對提高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至關重要。

價格指數主要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與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是商品與服務在進入流通環節后實現其價值與使用價值的體現，是政府回籠貨幣的主要渠道。其表現形式主要是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根據國際慣例，由于產能過剩或需求不足，CPI連續三個月下跌、由正變負，稱為通貨緊縮；由于社會總供給滿足不了社會總需求，或貨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引發CPI連續上漲，稱為通貨膨脹，CPI在5%以內為溫和通脹，5%~10%為通脹，超過10%為嚴重通脹。一般情況下，5%以內的通脹是市場經濟的常態。通脹分為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結構矛盾型、外部輸入型、政府調控型，也有的是綜合型通脹，即有幾種原因同時推動。

在中國，引起CPI與PPI波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供求關系（數量、品種、質量）。一般而言，供大于求物價下降，供不應求物價上升。二是貨幣供應量。社會上的商品流通量必須有相匹配的貨幣流通量，社會貨幣流通量過大，容易引起CPI上升。三是生產方式。長期以來，中國的工業、農業、流通業是“大而全”“小而全”的運作模式，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完全改變。農業生產更是小生產方式，這必然增加許多不必要的流通環節，提高了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四是物流成本。由于中國商品流通環節多、庫存大、周轉慢，綜合運輸體系不健全，物流裝備不先進，加上非正常性收費，推高了物流成本，是影響物價波動的重要因素。五是城鎮化推進。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會帶來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農民進城以及他們進入流通領域的生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會波及物價水平。六是國際價格。中國是全世界的中國，國際商品與服務價格的變動必然會影響中國的物價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CPI為負增長的有4年，超過5%的有13年，其中超過10%的有5年，1994年通賬率達到24.1%。21世紀以來，實現了物價基本穩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PPI為負增長的有12年，超過5%的有13年，其中超過10%的有5年，1993達到24%。其中，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CPI與PPI超過10%的年份是重合的；二是“十二五”期間CPI十分穩定，但PPI一直在下降。鋼材、煤炭、水泥、玻璃等生產資料，汽車、家電、建筑材料及五金電料、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費品價格都在下跌，這足以說明一些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3月—2016年8月PPI都是負增長，2016年9月才開始微弱回升。

國民經濟發展一般是GDP高速增長與高投資、高通脹連在一起，但中國出現了高增長與低通脹并存的局面。另外，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充足，廣義貨幣（M2）的增速（2011—2015年年均增長16.6%）大大超過GDP的增速（2011—2015年年均增長7.8%）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幅（2011—2015年年均增長14.6%），但并未引發通脹（2011—2015年CPI年均增長2.8%）。這種看起來反常的現象恰恰反映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一是工業品供大于求，工業品價格一直處于低位；二是農產品供給充足，波動大的主要是季節性農產品；三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大部分被吸納到房地產與股市，而高房價不在CPI統計之列；四是服務業的短板會推動CPI的漲幅，但在有效控制之內。縱觀“十三五”的總體趨勢，CPI將是平穩格局，而PPI不確定因素較多，推動工業品價格適度上漲，從負數變為正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解決的一個難題。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生產資料銷售總額，反映的是生活性消費與生產性消費的趨勢。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有三駕馬車或三大動力，一是消費需求，二是投資需求，三是出口需求，即國家統計中的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與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前兩項構成了內需拉動，其中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指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活資料消費，是千家萬戶的微觀消費活動的總稱；政府消費指的是政府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消費，特別是公共服務消費。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僅承受著經濟增速下行的巨大壓力，從2007年的14.2%到2015年的6.9%，同時承受著消費增速下行的巨大壓力。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7%，是2004年以來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年均增長14.6%），2016年的增速為10.5%左右。全社會生產資料銷售總額2015年增長8.2%，是2001年以來增速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年均增長14.5%），2016年增速在7%左右。這一情況是在以下條件下發生的：一是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二是2020年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三是M2充足（2001—2015年年均增長16.6%）、物價指數穩中有降（CPI在2%左右）；四是消費對GDP的貢獻率2015年已超過60%（2016年前三季度達70%），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網購以30%速度上升；五是中國“新四化”加速推進。

這是否正常，癥結何在？筆者認為，其中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從5%以上下降到3%以下，處于亞健康時期，中國經濟包括中國消費同樣受到沖擊，這是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主要有四個：一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上升為主要矛盾，特別是大宗商品產能過剩；二是分配體制改革滯后；三是還沒形成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四是中國房地產泡沫從全局扭曲了消費市場，對實體經濟與居民消費“擠出效應”十分明顯。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曾提出，住房消費將成為城鄉新一輪消費熱點。房地產業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否認，但高房價并不可取。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12個高房價城市中，中國占了4席。城市房價特別是一線城市房價之高，完全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政府調控多年但成效不大，這值得認真反思。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痛下決心，提出商品房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大家希望能看到一個滿意的答卷。

此外，還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居民消費率，二是投資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8年中，消費對GDP增長為第一拉動力的有26年，投資是第一拉動力的有12年。其中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根據國際經驗，各個國家消費率都隨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趨勢，但一般不會降至70%以下，素以高儲蓄率聞名的東亞國家消費率最低時也在65%以上。經濟學家錢納里研究表明，在人均GDP為1000美元左右時，世界各國居民消費率占GDP的份額一般為61%。1997年中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費率僅為45.2%，比國際平均水平低16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逐年下降，在全世界均不多見，消費作為最終需求直接關系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過低的消費率顯然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準則。“十三五”時期或更長一段時間內，把最終消費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們必須追求的目標。

一般來說，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消費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長，但在短期的經濟周期中，消費需求的波動小于GDP的波動，消費需求的增長較為穩定，即最終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在經濟擴張時小于1，在經濟收縮時大于1。及時把握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居民消費需求變動趨勢，研究居民消費總量與結構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制定符合中國現階段國情客觀需要的居民消費政策，對于提高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消費不僅反映供求關系，也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既反映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也反映了市場經濟的總體，即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居民獲得的實惠。從中可以發現并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有利于改革與發展的順利推進。國際經驗表明，投資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通常隨著經濟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階段推進，消費率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而投資率則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趨勢。其中，當經濟體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投資率最高，消費率最低，期望值分別在30%和70%左右。國際經驗還表明，外向程度高的國家比相同發展階段外向程度低的國家，投資率高于消費率10個百分點左右；高儲率的國家（如東亞地區）比一般國家投資率高于消費率10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國的情況偏離了這些國際基本經驗。

在某種意義上講，是高投資率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在一定時期內，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中后期，為了促進經濟增長，高投資率是必要的，也是許多國家成功的經驗，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及時做出戰略性調整，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己進入新常態，提出了五大發展新理念，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這是十分正確的，將使兩個一百年要實現的目標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上。

消費問題主要指居民消費，這是所有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與出發點，消費影響著一個國家國民經濟運行的模式、發展方式、發展速度與經濟結構，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居民消費一般可劃分為基本性消費（或叫生存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所謂基本性消費就是為滿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費。居民生活水平處于貧困與溫飽階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費為主，恩格爾系數（指食品支出金額在生活支出金額中所占的比例）為50%~60%；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小康階段時，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各種享受性、發展性商品與服務品不斷增多，實現消費升級，恩格爾系數下降為40%~50%；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富裕階段，以享受性、發展性消費為主，恩格爾系數進一步下降到30%~40%。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3年中國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已下降至35%，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已下降至37.7%。該數據顯示，中國居民生活水平己進入富裕階段，但實際并非如此。中國從總體上已進入小康階段，但由于城鄉差別、地區差別、群體差別，基本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是各不相同的。

中國恩格爾系數的下降，標志著中國老百姓的消費發生了質的變化。一是服務消費快速上升，如金融服務、旅游服務、教育服務、醫療服務、家政服務、社區服務、養老服務、信息服務、物流服務、交通服務、健康服務等等，服務業上升到一個新高度，服務經濟逐漸超越工業經濟。二是從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轉變，品牌意識增強、個性化服務增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增強。三是消費方式改變，“互聯網+”的實施、線上線下互動、體驗性環節增多。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服務業是一個短板，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促進消費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健康醫療服務為例。2016年國務院發布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全面提升中華民族健康素質、實現人民健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是積極參與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際承諾的重大舉措。未來15年是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保持中高速增長將為維護人民健康奠定堅實基礎，消費結構升級將為發展健康服務創造廣闊空間，科技創新將為提高健康水平提供有力支撐，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將為健康領域可持續發展構建強大保障。要求到2030年，健康服務能力大幅提升。優質高效的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全面建立，健康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健康科技創新整體實力位居世界前列，健康服務質量和水平明顯提高。在《規劃》的8篇29章中可以看到，全國人民對大健康產業發展與醫療服務水平提升的迫切要求。《規劃》提出，“全面建成體系完整、分工明確、功能互補、密切協作、運行高效的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綜合和專科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三位一體’的重大疾病防控機制”“建立與國際接軌、體現中國特色的醫療質量管理與控制體系，基本健全覆蓋主要專業的國家、省、市三級醫療質量控制組織，推出一批國際化標準規范”。這僅從一個方面分析了中國消費的發展方向，這些必然影響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到2020年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產品與服務供給的改善以及消費的升級將是“十三五”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達到的重要目標。

流通是商流（商品價值形態的流通）、物流（商品實物形態的流通）、信息流（商品經濟行為的流通）、資金流（商品貨幣形態的流通）的總和。流通是以商流為主體，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為支撐的產業形態。流通作為生產與生產、生產與消費的紐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通過流通決定生產，流通實際是國民經濟的血脈系統，體現國家對商品流通的通道控制力與市場控制力，處于產業鏈的高端。所以，流通業與工業、農業一樣，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也是一個先導產業。由流通引導的消費是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沒有流通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運行效率也不可能提高。

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渠道不暢、甚至堵塞，包括“流通不暢”“信息不對稱”“資金鏈斷裂”等等，社會流通渠道不暢的結果是衰退。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從一個經濟大國成為經濟強國，必須提升對資源（實物資源、金融資源與人力資源）、生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與服務業生產）、市場（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渠道（流通通道、資金通道與信息通道）的掌控能力。許多經濟學家曾表示，控制了一個國家的流通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其本質就是對渠道的掌控力。如果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實施全球供應鏈戰略，牢牢掌控“微笑曲線”的兩端，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實施了對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全程、全方位的掌控。這既是硬實力，也是軟實力。中國也必須這樣做，逐步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從而創造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是社會再生產的首要環節，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及其創造的物質財富，后序的分配、消費及交換要素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這個意義而言，生產決定流通。生產的性質、規模和方式決定著流通的內容、規模和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的那樣，“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在發達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出現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看到流通對生產的制約作用，并認為終有一天生產要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上。生產和交換“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并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當社會經濟的綜合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產過程已經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只要產品生產變成商品生產，即為賣而生產，那么“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一般情況下，生產是流通賴以進行的基礎和歸宿，生產決定著流通的內容、規模和方式；流通是生產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前提。二者相互制約、互相決定、互為媒介，是矛盾的統一體，不能脫離一方談另一方的決定作用。但是到了市場經濟時代，商品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已形成買方市場的總格局。在這種情況中，是消費通過分配與流通決定著生產。

但實際上，中國的流通并沒有很好地對生產起到重要引導作用。原因有三：一是“重生產輕流通”的舊觀念還沒有清除，沒有認識到流通對生產有引導作用；二是流通部門缺少可以引導生產的手段與途徑，生產與流通部門是分割的，還沒有進入一體化供應鏈集成階段；三是大數據、云計算發展緩慢，中國缺少可信的大數據分析，數據混亂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隱患，企業對政府過度依賴，面對市場往往束手無策，對市場的響應速度遲緩，難以通過市場優化配置資源。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解決的問題。

在社會經濟運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換（流通）在后。分配的經濟職能是借助社會經濟規律確定社會各成員對社會產品占有的份額和比例；交換則是社會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產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換自己所需的其他產品，從而達到最終消費。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生產與消費之間有兩個中間環節，即分配和交換（流通）。正是分配和交換這兩個作用不同又相互聯系的環節維系著生產和消費的正常運轉。換句話說，二者共同推動著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

由于分配處于產品和生產者之間，屬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首先在物質生產領域內進行，然后在全社會內進行再分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據社會經濟規律的要求進行，如根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基本經濟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和價值規律等要求進行初次分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兩種，一種是產品分配，一種是生產資料分配。無論是產品分配還是生產資料分配，都必須借助于交換（流通）才能實現其價值和使用價值，才能滿足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因此，在此意義上講，交換是分配的繼續，沒有交換分配就不能徹底。但是反過來，如果沒有初次分配，也就沒有再分配，也就沒有交換。總之，分配方式決定交換方式，分配的數量和結構影響著流通的規模和結構；而交換（流通）對分配則有能動作用，不僅調節分配的數量和結構，而且對分配能否進行到底有決定性作用。

收入是消費的函數，收入水平提高是消費水平提高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貧困到小康，就是以收入水平提高為基礎的。但對照國際經驗，中國居民消費能力仍然有限，主要問題是國民經濟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貧富差別過大，從而影響了中國居民消費增長。目前，形成了高收入群體消費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不足同時并存的局面。按照消費規律，收入水平增長并不等同于消費水平增長，即消費行為主要取決于凈收入。一般情況下，消費將隨收入增減而增減，但隨著收入增長往往會出現消費增加量小于收入增加量，高收入人群尤其明顯。

“十三五”期間，優化調整分配格局將成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也是改革和調整的難點。從國民收入分配全流程看，調整應從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三個層面進行。初次分配要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比重，逐步改變中國的低工資制度；通過改革稅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調整力度，深化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從而夯實居民消費能力。

馬克思主義認為，消費有兩種，分別為生產性消費、生活性消費。生產性消費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消耗，經過這種消耗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生活性消費是消費品的消耗，經過這種消耗再生產出新的勞動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必須借助交換（流通）環節，即流通的直接目的是消費。馬克思指出，“商品只要最終退出流通，不論在生產活動中或在本來意義的消費中被消費，它就在某一點上被拋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用”。在這里，流通對實現消費有決定性作用。但消費多種多樣，不僅有消費水平、結構問題，還有消費速度問題，這些復雜而多變的需求必定對流通規模、結構、方式和速度產生影響及制約作用。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商業資本的流通速度“取決于：1.生產過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產過程互相銜接的速度；2.消費的速度”。總之，流通與消費之間是辯證關系，流通是消費實現的必要前提，流通對擴大消費規模有巨大促進作用；而消費對流通也有積極的反作用，對流通的規模、結構、方式和速度均具有影響及制約作用。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際情況看，消費通過分配與流通決定生產，既是一個客觀真理，又是一個客觀實際。生產的目的是最終消費，消費總量決定生產總量，消費要求決定對生產的要求，消費結構決定生產結構，消費的趨向決定著生產的趨向。住房、汽車、家電、食品均如此，如果不讓生產適應消費，而是為生產而生產，必然出現生產過剩或生產短缺，無法滿足人民生活與生產建設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政策框架，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導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這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2017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也是整個“十三五”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2016年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2017年拓展為四個方面：一是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二是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四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流通行業、物流行業、金融行業、信息行業都要為此作出努力，使大流通產業的基礎性、戰略性、先導性作用發揮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