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或已經離開中國。就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
（1）這樣的產業遷移現狀如何？
（2）產業遷移對中國經濟的復蘇以及中國企業的發展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3）中國的企業應該如何應對產業遷移？
（4）作為采購供應管理人士又該做些什么？
本文將就產業遷移及其對企業采購供應管理的影響展開初步的研究和分析。
二、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現狀
（一）外資企業的遷移
美國“制造業回歸”的提法始于奧巴馬在2009年11月的講話，其提出要增加美國的生產和出口，從而使美國的經濟建立在巖石而不是沙灘上；要發展傳統制造業在內的各種經濟類型，而不是過度依賴服務業和金融業。此后，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了“購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內保就業促進倡議”等多項政策，幫助美國制造業復興，并逐漸體現出了政策效果。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2012年4月對美國制造業企業的調查，在年銷售額達10億美元的企業中，有37%表示正計劃或積極考慮將生產設備從中國轉移到美國；在銷售額達100億美元以上的最大型企業中，有48%采取了回流措施。例如電氣設備制造商愛默生（Emerson）已將工廠從亞洲搬到了墨西哥和北美，以更接近客戶；制造家庭用品的瑞典企業宜家（IKEA）已建立了其在北美的首家工廠，以此來削減運輸成本；電動工具制造商Desa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了美國，因為其節省的運輸和原材料成本要高于增加的勞動力成本；2013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伯靈頓棉紗工廠將生產重心轉移回美國。目前，該企業在中國有2家分公司，墨西哥有3家，而美國有7家，北美業務占總業務的83.3%。此一系列舉動的結果就是美國非農私企就業人數持續增加。2014年 4月份商品生產領域就業增長了24,000個工作崗位， 制造業投資恢復明顯。于是，近幾年來關于美資制造業是否已經回流的話題討論熱度較高，而這一現象背后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變革。從產業價值鏈看，一個重要的趨勢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逐漸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價值鏈兩端延伸（主要指市場與研發），而將處于中間環節、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移。這一分工的結果使得自上世紀70年代起，發達經濟體制造業普遍經歷了趨勢性萎縮。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近40%，到2002年這一占比降至30%，2012年進一步跌落至17.4%。
在此期間的2010年，美國保持多年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地位被中國取代。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制造業萎縮的趨勢似乎發生了“逆轉”。相對于其他行業，近年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及就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數據表明，1970—2009年間，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24.4%降為12%，但此后開始企穩，在2012年回升到12.3%。從絕對值看，近年來美國制造業的增長（扣除價格因素）也快于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工業國家，同日本的增速相近。
因此，一些高附加值制造業和非全球布局的美資公司部分回流美國是客觀事實，是全球制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是全球制造業格局的動態調整表現之一，但卻是全球范圍內的多元流動而非單方面地回流美國。就美資企業來講，有些回流美國；有些則流轉至非洲、東南亞以及更靠近美國消費市場的拉丁美洲地區。例如微軟集團有計劃把其在中國、匈牙利等地的大部分諾基亞手機生產線轉向越南。根據計劃將關閉匈牙利Komarom全部工廠、轉移中國北京和東莞的一部分生產、把墨西哥Reynosa的工廠轉變為維修中心。同時將擴大在越南北寧工廠的生產規模，把生產線從2013年的6條增至2014年底的39條。
（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
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也沒有固步自封地原地不動。我們同樣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跨國收購、開工廠，跨越國境的供應鏈戰略正在形成新的趨勢。2013年9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夏季達沃斯開幕式上就表示，預計未來５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5000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中國以往歷年海外投資額的總和。
2014年春節前夕，聯想集團收購頻頻。先是在1月23日與IBM達成協議，以23億美元收購其X86服務器業務，又于除夕之日與谷歌達成協議，以29億美元收購后者的摩托羅拉手機業務。兩項收購如能完成，聯想將成為全球第三大的服務器廠商和智能手機廠商。聯想集團海外拓展的步伐早在9年前就開始了，2005年聯想就收購了IBM的PC業務。經過幾年的整合和業績起伏，聯想的營業額現已從收購前2004/05 財年的 28.9 億美元擴張逾10 倍，達2012/13 財年的 340億美元，高居全球PC銷量榜首。這樣的成績不但遠遠優于方正、同方等國內同行，即使與IBM、惠普或戴爾等相比也毫不遜色。
在白色家電行業，廣東志高空調有限公司基于對于勞動力、土地等成本，也在考慮把組裝工廠開到相對比較便宜的國家去。海信科龍在順德廠區的產能已經發揮到了極致，為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尋求新的布局而成立海外投資建設事業部，負責海外選址建廠。目前，其在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的三個工廠已建成投產，在東南亞地區、中美洲墨西哥、巴西等市場也正在開拓之中。
中國資本投資海外也是備受關注。中國投資經歷了幾個階段：從最開始注重獲取資源；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海外抄底”，低價獲取國外的品牌、技術；再到如今，中國投資進入更加理性和市場化的新階段。
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海外投資、建廠，還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其采購供應鏈延伸到了海外，開始了一輪全球范圍的資源采購。那么，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根據2014年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調查顯示，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在積極地在海外尋找供應源。其中，關注東南亞市場的占比12.25%，僅次于歐洲和北美。
客觀上分析，不能籠統認為在華企業都在離開中國，流向美國。而是大多數企業正在全球范圍內布局，構建新的全球供應網絡。因此，采購供應職能也在相應地積極應對海外尋源的工作。
對于外資企業的遷移和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我們以典型的美資企業的回流和中國企業的亞洲戰略做分析：
三、美資企業回流和中資企業走出去
（一）:美資制造業的回流分析
近幾年來，有部分在華美資制造企業選擇回遷美國，也有部分企業在美國本土加大投資。但是不能因此確定美資制造業回流是一種趨勢。這些選擇回遷的企業大多限于高附加值產業，而許多以商品為重點的批量生產領域，如消費電子設備組裝或大批量服裝制造則不在此列。
? ET 水系統自2002 年以來開始在中國大連生產灌溉控制系統，最近卻將生產和組裝遷回美國加州?；剡w加州一方面會提升生產速度，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會提高生產的質量和數量，也會加速產品的開發和創新。
? 高端炊具制造商All-Clad Metalcrafters 正將蓋子生產從中國遷回到美國，目的是為了更貼近客戶和其主要的工廠并降低資本成本。
? 電子產品制造服務公司AmFor為縮短交貨響應和易于設計修改等原因，將離岸線束生產和一些總裝從中國和墨西哥遷回到了俄勒岡州并在實施精益生產方式之后發現，其到岸成本均低于它使用海外供應商的成本。
? 法魯克系統供應商宣稱它正在將一些燙發器和干發器的總裝從中國和韓國遷回到德州的一個擁有1000 工人的工廠內，以降低部分庫存成本。
? NCR公司也緊跟在銷售地建立工廠的時代熱潮，將其服務于北美地區的自動取款機生產線從中國、印度、巴西和匈牙利遷回至喬治亞州的新廠。
由此看來，美資回流只是個別企業在全球化產業調整的背景下的行為，是為了產量、質量、更接近客戶等不同目的的行為，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并面對這種產業的遷移。實際上，它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而且往往依賴于巨額的公共補貼。最重要的是，為了與中國等低工資國家競爭，這些新的就業崗位提供的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福利比以往的產業工人享受的要少。
低工資并不是美國為制造業“復興”付出的唯一代價。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機構往往還需要提供巨額補貼。田納西州給大眾公司的補貼大約為5.77億美元，相當于每個崗位28.85萬美元。阿拉巴馬州為了拿到空中客車(Airbus)的1000個工作崗位，提供了價值1.58億美元的優惠措施。華盛頓州政府為波音公司提供87億美元補貼。即使提供上述各種補貼，美國的制造業崗位自2010年1月以來只增加了56.8萬個，相對于2000年至2009年間失去了近600萬個工作崗位來說，只是個小數目。
美資制造業的回流，不僅僅是美國政府的積極努力（稅收減免政策等）的結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來自供應鏈經營和成本的壓力，此外還有風險防范、客戶服務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供應鏈經營和成本的壓力，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美國新出現的優勢，另一方面是中國市場環境逐漸顯露的劣勢。
（1）美國新出現的優勢：[1]
? 政策優惠。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給予制造業大幅度的稅收優惠，使得美國制造業的吸引力正在上升。支持和推動制造業發展，是美國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金融危機影響下，近年來美國對制造業的政策支持力度明顯加強。
? 廉價天然氣能源。天然氣不像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容易在國際上進行交易，其價格更具地域性，而美國地區豐富的天然氣資源和對其非傳統資源基礎（如頁巖氣）的不斷開采使美國天然氣出口增加、進口下降，兩者比率從2008 年的24%躍升至2013年的55%。據預測，美國的油氣產量在2020年前將增加10%至15%，甚至高達30%至50%。能源繁榮為美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能源成本優勢和新的投資增長點。使天然氣價格大幅走低。與中國相比，中國的價格高出美國大約40%。
? 勞動效率高。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由于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市場變動等因素，近年來美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2002—2011年間，在主要發達國家中（G7集團），美國是唯一經歷了單位勞動成本下降的國家。而在同一時期，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中國，卻出現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快于生產率提高的勢頭。
? 寬松貨幣政策。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聯儲通過各種傳統工具和融資渠道創新，在較長時間內推行寬松貨幣政策，造成了所謂的“廉價美元”局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3年，美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約130降至92。這為美國制造業及相關出口帶來了明顯的價格優勢。
（2）中國市場環境逐漸顯露的劣勢：
? 成本快速上升。中國國內由于用工成本、運輸成本持續上漲，使得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正在減退。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顯示：未來五年，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成本估計將每年上漲17% ，而美國的漲幅將僅為3%。中國工人的平均生產率不及美國同項指標的三分之一，從而抵消了中國的低工資優勢。勞動力成本僅僅是影響制造業成本費用變化的一部分因素，其他因素包括電力和工業用地成本。事實上，中國工業用地的商業價格要比美國高出許多。為了確保低廉的用地成本，制造企業需要將廠址遷至內地，但此舉又必然招致更高的運輸成本和喪失在主要沿海城市業已形成的工業群集優勢。除此之外，遠洋航運費用的增長和人民幣升值也是導致中國制造業日漸萎靡的兩大重要因素。即隨著社會不斷老齡化，勞動力數量可能在數年后下降，進而推動工資進一步上漲，影響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 供應鏈風險加大。制造業的外包使得全球的供應鏈異常脆弱，例如日本海嘯打亂了全球供應鏈，很多公司都陷入了關鍵零部件供應斷貨的尷尬境地。
? 通貨膨脹因素。中國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是外國制造業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通脹水平已經上升了6%以上，而美國大約在3.5%左右。如果通脹保持3.5%的水平，再假設中國勞動力價格相對美國人年均上漲15%，那么2020年之前，中國的“廉價”成本則完全消失。
（二）以PESTEL分析中資企業應該如何跨出國門 [2]
無論是中資企業為組織開發海外市場服務而提供供應鏈管理，還是作為中國供應商需要應對下游客戶海外尋源的戰略。對于目前紛繁復雜的局勢，作為供應管理人員，我們應該做好準備，積極應對這樣的局面，做出合理的評估和應對準備。
針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全局分析，我們應用了管理學上的PESTEL分析模型，又稱大環境分析。通過分析宏觀環境，不僅能夠分析外部環境，而且能夠識別一切對組織有沖擊作用的力量。它是調查組織外部影響因素的方法，其每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因素，可以分為6大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技術因素、環境因素、法律因素
下面，根據PESTEL分析，我們以越南為例，來觀察中國企業在越南尋找供應商或者向位于越南的采購企業供應的各項影響因素：
（1）對企業戰略有影響的政治因素
這里包括了政府的管制和管制解除、政府采購規模和政策，例如是否有諸如優先購買本土生產制造的產品的條款，其中美國政府于2009年就有了"購買美國貨"的條款。政治因素還包括了某些特種產品進出口關稅，所有專利的保護數量，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變化，一些特殊的地方及行業規定，世界原油、貨幣及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趨勢，國家針對性的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國家的政治條件等。
盡管目前及未來若干年內，中國及世界的政治形勢基本趨于穩定的政治局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局部地區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方面依然會有潛在或者明顯的不可協調性。例如，2014年越南發生的多起針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與地區的投資企業的暴力襲擊，這些都是企業在選擇供應源轉移或者拓展海外市場之前必須認真考慮，事先就應該做出必要準備與安排的。
（2）對企業戰略有影響的經濟因素
受到經濟發展周期的影響，當地居民的失業率、就業狀況、消費水平等決定了消費群體受經濟影響的狀況。并且總體經濟發展還會影響當地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走向。2003年前后，已經有中國企業選擇到越南投資。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越南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價格的工業原料等更是吸引了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眾多外國企業。由于中國企業不僅面臨金融危機造成國際購買力下降的難題，而且面臨人民幣升值對外商到中國采購和中國商品出口的影響，中國的中小企業不得不開展海外投資，實現當地生產和當地銷售。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出口劣勢；另一方面，有競爭力的產品直接到國外銷售可以降低出口成本，繞開貿易壁壘。
因為勞動力成本等優勢，越南近年來也成為眾多產業的投資熱點。有公開資料統計稱，截至2013年3月底，中國對越南投資有效項目899個，合同總額47.1億美元，在101個對越南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3位。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建筑建設等行業。越南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4月20日，2014年越南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32.28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占18.5%。[3]
（3）社會文化的因素
我們以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商品的要求影響為例，商品的發展中往往經歷了從不了解到嘗試到接受，推進到普遍接受最后成為娛樂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環節部分，甚至產生相應的商品文化。隨著人們對商品功效的深入探索，理解商品對人的正面作用，進而因此所形成的接受程度，對本地產品與進口商品的不同態度，對于產品的文化屬性的差異化要求等都會促進產品本土化生產制造的不同方式和要求。
（4）技術的因素
綜合目前的狀況，越南的現有科研能力和綜合技術發展的可持續能力比較弱。因此，我們認為越南適合生產企業發展，卻不適合高科技企業。這就決定了采購組織必須明確區分哪些采購可以延伸到如越南、巴基斯坦之類的東南亞國家地區。而對于那些技術含量高，甚至涉及到專有技術、最新技術發展的采購供應就需要將眼光投向歐洲和北美市場。
（5）環境的因素
這里需要考慮以下幾點：一是我們的行業與相關行業發展趨勢處于何種程度，相應需要考慮的是可能要面對的生產制造環境。這里的環境包括非產業環境，即自然環境、道德標準以及媒體關注程度。眾所周知，在東南亞地區的自然環境中，有可能涉及到得是雨季的高濕度、不確定的地域洪水等潛在風險；二是越來越多的國際勞工權益保護組織的活動也在喚醒當地勞工的權利意識。因此，采購企業不應該簡單地追求最低勞工成本，更應該綜合考慮各項成本以及因此可能的社會影響；三是越南的環保評級規定很少，這吸引了很多生產光電產品的外國企業，但環評低標準導致了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在短期看，可能對一些企業會有眼前利益，但是從長遠角度看，一定需要考慮未來的成本增加的可能性。
（6）法律的因素
當地國家地區的基本法律認識包括了憲法和當地的民法、勞動保護法、公司法和合同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及行業公約等。我們不僅僅要了解法律內容，也應該知道當地人對于法律的認識和遵守狀況。
產業遷移是趨勢，而我們更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對于低端加工企業和高能耗高消耗企業的離開，這正是產業進步和發展的自然規律。提升經濟發展的行業水平，促進高科技企業的進步，是企業自身努力的結果，同時也是外界環境變化和危機所賦予的動機。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走出國門，應對全球化挑戰是大勢所趨。在目前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倒逼著中國的企業更快地進行升級轉型，這里的轉型包括了：
(1)由“制造”向“創造”的轉型
中國的企業應該越來越多地將自身的實力從復制不走樣轉型為創造的新路上。中國的企業不應該總在引進技術和知識，一再地復制。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近30年所積累的經驗，我們通過實踐所掌握的技能應該促進中國的企業實現自我的創造。與過去的努力和挫折相比，中國創造的轉型的確正在發生。這不僅僅是在新興的互聯網企業中，也在越來越多的實業中發展。
(2)從“招商引資”向“招才引智”的供應鏈職業化人才轉型
在過去，由于歷史原因和自身財力原因，很多企業都在努力尋找外商和外資的合作，希望通過吸引外來資本和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和制造實力，并期望借此來開拓國際市場。在經歷了30年的實踐和努力，我們可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成長和壯大。我們也看到今天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自信地走向過期市場。在21世紀，企業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優秀的供應鏈管理人才，正是因此，我們現在更應該提倡招才引智。需要的是通過引進高素質供應鏈管理人才的國際背景和實踐經歷，為企業帶來的先進供應管理和采購戰略理念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正如上面提到的，在企業延伸海外采購供應時，必須考慮當地的法律環境。這就需要采購組織能夠盡快地引進熟悉當地法律的人才。只有了解當地的天時地利與人和，才可以盡快地融入海外環境中，才能夠充分利用當地的各種資源。對企業的當地生產制造、商業運行、全球供應鏈發展做出更有成效的貢獻和成績。
(3)從“硬實力”到“軟實力”的轉型
與從引進資金和項目轉化到引進人才一樣，過去的企業的進步往往依賴于設備的建設和發展。而在今天的中國企業，不應該僅是關注與硬實力相關設施的建設，更需要先進管理經驗和管理體系的建設。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生產設備，但是，他們依舊缺乏有效供應鏈管理的組織和領導，這樣可能會造成先進設備的閑置或者勞工等的應用不當。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的是供應鏈軟實力的建設。唯有利其器，方能善其事。企業才會有進一步的專業化、國際化的發展。
總之，在國際環境日益風云變化的今天，在中國的本土競爭力面臨更多挑戰的時刻，中國企業的發展更需要開拓全球化的步伐。這樣的步伐，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切實可行的，是結合企業的供應鏈管理的戰略發展，綜合海外實際的情況，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和當地實際資源的穩健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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