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企業必須要‘走出去’，這樣才有助于企業渡過寒冬。”在由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和中國金屬學會聯合主辦的2015（第四屆）中國鋼鐵技術經濟高端論壇上，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表示，目前，我國鋼鐵行業面臨著嚴峻市場環境的考驗，要實現自身轉型發展，鋼鐵企業要抓住機遇，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趙喜子指出，在技術上，我們的鋼鐵企業完全有能力“走出去”，但“走出去”不是化解產能過剩的根本途徑。
“一帶一路”為鋼鐵業帶來機遇 五重風險不容忽視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為我國鋼材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據對民營鋼鐵企業的調查，去年以來，出口最多的國家主要是韓國，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亞的伊朗、沙特、伊拉克以及非洲的南非、利比里亞、埃塞俄比亞等國。另外，有5家民營企業已經或正在準備在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尼西亞、伊朗、埃塞俄比亞等國家投資建鋼廠，多數采取與所在國合作的模式，規劃產能合計900萬噸左右；已經投產的規模不到100萬噸。
趙喜子表示，從法律層面上講，“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只是我國的倡議，并不具備國際協議所擁有的制度約束，加上其涉及65個國家的44億人口、6種宗教信仰和不同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政治體制、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速度，所以，它在給我國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乃至風險。
他指出，“走出去”的鋼鐵企業主要面臨5個方面的風險。一是國家風險，主要表現為所在國政治動蕩帶來的風險。二是法律風險。如果在“走出去”之前沒有采取有效的法律咨詢手段，對所在國法律了解不透，合同風險就不能鎖定，有可能造成糾紛不斷。三是既得利益集團風險。如果在“走出去”過程中涉及到了當地一些大集團的利益，則有可能受到人為設置的各種障礙。比如有一家鋼鐵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辦鋼廠，按照常規流程運行，鋼材成本比電爐便宜，這引發了當地爐鋼生產商聯合向政府發難進行抵制。四是無序競爭風險。主要是“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還存在著同質化競爭、“一窩蜂”現象，如果沒有有效的協調，容易出現惡性競爭，損害企業自身利益。五是高成本風險。在國外建廠的鋼鐵企業，往往由于可行性研究不深不細，對所在國的政治、法律、國情、市場、原燃料、勞動力等資源，以及勞資關系，建廠設計資料等方面盡職調查不充分，獲取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建設成本普遍高于預期，導致投資虧損。
另外，對于民營企業來講，“走出去”融資成本較高。目前，我國政府原則上對民營企業在境外立項不提供貸款支持，“走出去”的企業只能另辟他路，存在融資風險。
化解產能過剩不能只指望“走出去”
趙喜子表示，鋼鐵企業在“走出去”具體實施過程中，應采取先易后難的方式，同時，需要政府提供政策、金融和信息服務等方面的支持。
以上這些風險中，國家風險被排在首位。因此，鋼鐵企業應對國家間關系相對穩定、法律健全、合作意愿強烈、我們與其有共同利益、能雙贏、合作系數高、風險小的項目，優先予以考慮。
趙喜子指出，“走出去”的成敗不僅僅取決于我國鋼鐵企業，更取決于沿線國家的認知，以及雙方的共同努力，我國鋼鐵企業要始終堅持“一國一策”的原則，要依據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階段來選擇是否對其進行投資。由于鋼鐵生產工藝流程特殊，不同于任何其他制造業，因此，到國外獨立建鋼廠應謹慎。趙喜子建議，可以采取與所在國企業合資合作的方式，以減少政治風險。同時，應盡可能與產業鏈戰略聯盟合作，與就地建設的工業園區合作，以發揮產業鏈優勢，增強抗風險能力。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鋼鐵企業應找準自身優勢，確定具體方式。從操作層面來說，企業要出去辦廠，銷售鋼鐵產品是前提，只有通過產品先行，為投資建廠做足盡職調查的功課，才能有效把控風險。就共性來說，“走出去”的產品應包括鋼材產品、成套設備、關鍵裝備、部件、工藝、技術等硬件產品，以及標準、管理、咨詢等服務產品。
在趙喜子看來，鋼鐵企業“走出去”要將產品“走出去”和投資“走出去”相結合，要把我們的裝備制造、工藝技術、管理技術、咨詢服務輸送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南亞、中亞、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國家。
“‘走出去’確實有利于化解國內的過剩產能，但‘走出去’與化解過剩不能互為因果。”趙喜子強調。
目前，有能力“走出去”建鋼廠的一般都是大中型鋼鐵企業或具有投資實力的企業家，而大批本該壓縮產能的小企業已經不具備“走出去”的實力。此外，根據調查，目前，國內鋼鐵企業“走出去”的產能在未來5年之內將達到1000萬噸左右，遠小于國內要化解的過剩產能。
趙喜子指出，要化解過剩產能不能只指望“走出去”，還是要靠市場調節。“也許到企業的邊際效益降為零時，才能真正實現化解過剩產能的目標。”趙喜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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