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與逆全球化趨勢暴露了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隱患，“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到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數字化供應鏈是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一環。亟須探尋數字化供應鏈的核心要義和發展路徑，研究其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作用機理以及推動數字化供應鏈發展的關鍵因素，以更好發揮數字化供應鏈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數字化供應鏈的特點和核心要義
目前產業界對數字化供應鏈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從價值創造過程看，數字化供應鏈源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新興數字技術與供應鏈各個環節的融合創新，在多維應用場景中創造新的價值和增長點。從主要特征上看，數字化供應鏈以數字化平臺為支撐，以供應鏈上的物、人、信息的全連接為手段，構建一個產品設計、采購、生產、銷售、服務等各環節高效協同、快速響應、敏捷柔性、動態智能的生態體系。從變革趨勢上看，數字化供應鏈順應數字經濟時代消費的個性化、高端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適應消費者更優體驗、更高效率的要求，驅動生產以消費為中心，由大規模制造向柔性制造、準時制造和精益制造演化。
從當前數字化供應鏈的滲透和發展來看，呈現三個維度的發展方向：一是從采銷兩端向中間環節延伸。與生產、交付環節所涉數據龐大、主體多，應用場景復雜不同，采購、銷售環節數字化就緒度更高，更易開展供應鏈數字化轉型。二是從鏈狀結構向網狀聚合發展。在數字化技術幫助下，傳統鏈狀供應鏈聚鏈成網，逐步從企業內部協同發展為供應鏈合作伙伴之間內外協同，數據共享，風險共擔。三是從大型企業向中小企業覆蓋。大型企業對供應鏈的速度、敏捷度、柔性、協同度有更高的要求，創新意愿更強烈。而中小企業往往迫于成本壓力擱置轉型。
數字化供應鏈以數字化手段提升供應鏈的速度和效能，不僅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層次上關系著國民經濟循環的速度和質量。
數字化供應鏈有利于優化產業微循環。一是數字化供應鏈精準對接供需，拓展了消費零散、有限的增量空間。在生產和銷售環節，C2M（用戶直連制造）模式向企業開放數據資源，通過銷售數據分析預測，把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反饋到生產上，減少了中間環節，以高質量的供給激發消費需求擴大。二是數字化供應鏈降低供應風險，增強了產業循環系統的韌性。在采購環節，數字化采購幫助企業預測采購需求和支出結構，實現對供應商的分級評價和風險預警，保證供應更加可靠。在物流環節，數字化物流使中小企業依托倉配網絡、數智技術優化供應線路，降低庫存，提高周轉率，獲得豐富、穩定的倉配資源。
以數字化供應鏈推動形成“雙循環”格局
首先，以數字化供應鏈帶動國內大循環。第一，數字化供應鏈助力產業集群形成，增強國內產業的自我調節能力。借助數字化供應鏈平臺，產業在地理空間和虛擬平臺疊加融合，融通大中小不同規模企業，商業、服務業等不同功能形態的企業，上中下游全產業鏈企業，形成更具有影響力的產業組織，保障核心企業供應，提升中小企業的市場開拓能力。第二，數字化供應鏈推動城鄉區域要素雙向流動，促進國內產業協調發展。在城鄉循環上，數字化供應鏈打通農產品下行通路，為農產品開辟銷售新渠道，配套相應的流通網絡以及金融服務，形成城鄉供應的雙向流通。在區域循環上，數字供應鏈平臺使供應鏈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延長和重組，把傳統區域分工體系納入虛擬空間的分工體系中，有利于推進國內產業空間新布局。第三，數字化供應鏈發揮資金、科技等循環樞紐的作用，激發國內產業活力。數字化供應鏈克服傳統供應鏈金融的弊端，加速供應鏈資金流動，有效控制企業融資風險，釋放了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活力。如供應鏈中大數據的使用解決了銀行和企業信息的不對稱，區塊鏈對供應鏈金融傳輸中的信息實行了全程保真，提高了核心企業主動作為的積極性，也讓各級供應商小微企業依托核心企業獲得資金支持。
其次，數字化供應鏈暢通國內外雙循環。一方面數字化供應鏈把國內供應鏈向國際延展，提升對國際供應鏈掌控能力。數字化供應鏈連通國內和國際市場，依托跨境電商平臺匯集全球各地的采購商，供應商，服務商，多渠道發力有效避免單一市場斷供風險。在疫情期間，跨境電商成為外貿出口的主流模式，發揮了穩定國際供應鏈的關鍵作用。在2020年前5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4.9%的情況下，經海關跨境電商平臺進出口的貿易額逆勢同比增長20.9%。另一方面數字化供應鏈催生外貿新業態，拓展了國際合作的空間。數字化供應鏈推動跨境供應鏈向數字化、智能化、簡約化發展，為外貿企業提供信用保障、外貿綜合服務和金融服務等一體化服務，有力支撐數字貿易等新貿易形態的發展。同時，也為企業開辟了國際多元化的營銷和供應渠道，提高了國內企業國際合作的主動性。
要充分發揮數字化供應鏈的潛力，以下幾個因素將起關鍵作用。一是企業“愿不愿”，即企業是否具備發展數字化供應鏈的基礎，并愿意發揮主動性，投入相應的資源，包括制定戰略規劃、持續資金投入、信息系統升級、相關人才引進等，并承擔數字化供應鏈升級失敗的風險。二是政策“行不行”，即政府能否為企業提供供應鏈數字化轉型相關的政策激勵和保障。如能否對大數據、區塊鏈、5G等新興技術在供應鏈領域的集成創新應用企業給予財政資金支持或融資優惠，能否支持產學研多方聯動培育實用型的數字化供應鏈人才。三是環境“好不好”，即是否有適合數字化供應鏈發展的市場環境，如是否有成熟的解決方案提供商為企業提供數字化供應鏈的多元應用場景；數字化供應鏈相關標準、評價體系是否建立，為企業數字化供應鏈的能力實施綜合客觀評價；企業數據保護制度等是否健全等。
（王晶，作者系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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